西部网2009年5月18日 内容据《新闻1+1》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每当有这样一起跳桥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多少人的正常生活会因此而受到干扰？
黄丽娜：
就以这次陈富超的事件为例的话，因为他跳的是海珠桥，而海珠桥是广州连接珠江两岸一个比较重要的渠道，他又选择是在早高峰时间，也就是7：10分-12：10分这期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观察，像这种跳桥，一般警方一定会出动一艘水上的救助船，这艘船上会有6-8名的水警，同时至少会出动一到两辆消防车，也就是10-20名的消防人员，同时就会有20-30名的交警、保安，然后治保人员，维持整个跳桥现场的秩序、旁观的人群，以及疏散周围的车辆，这是政府投入的这些成本，其他还有市民要付出的成本。以这次陈富超的事件来说，他站在海珠桥上5个小时，就造成海珠桥两车道双方向封锁交通也是5个小时。海珠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渠道，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一分钟之内通过这里的车辆大概是有60-80辆，也就是说按5个小时计算，当天就有将近4万辆车因为他这个跳桥事件无法正常通过。然后我们也曾经计算过一下，按照每辆车上乘坐两个人计算的话，差不多有8万市民出行受到影响，这还不包括乘坐公交车的，因为很多市民当天因为公交车无法通过海珠桥，必须选择下车，然后步行过桥，或者是绕道经过。所以总的来说，加上浪费的这些时间、政府投入的财力，包括每个市民需要为他跳桥付出的迟到的这些成本，曾经有人算过，说这一次跳桥事件大概要社会支付100万左右的成本来为他这个事件买单。
主持人：
谢谢黄丽娜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分析。王教授，听完了这笔账以后，你觉得这么大的麻烦应当由谁来解决呢？
王锡锌：
刚才我觉得记者的介绍。
主持人：
一次就100万。
王锡锌：
对。如果我们站在广州市民的角度，特别是受到这个具体事件影响的当事人的角度，我完全能够理解他这笔账的含义，其实100万也可能都还低估了。
但是我觉得账不能够只算经济，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中肯定会存在一些矛盾，矛盾如果不能以某种比较制度化的，低成本的方式来解决的话，矛盾就会升级，矛盾的升级意味着每向前推进一步，我们要解决冲突，解决矛盾的成本会更高，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账如果要算的话，可能还需要追问，到底是谁直接的导致了这笔账的发生，形式上看好像就是扬言要跳桥的人，但是情况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有正常渠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成本是可以避免的。
主持人：
谁来支付这一次次跳桥带来的损失呢？
王锡锌：
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支付这种成本，或者说承受这种损失的，应当是对事件负有责任的人，而如果你做这种责任分析，必须要找到原因在哪里，所以原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链条，我们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有效的解决这些纠纷，这些冲突的制度机制运转不灵，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其实我们最后实际上是社会在为这一次次的事件买单。
主持人：
当我们关注这件事情解决的时候，最终要为当事的双方，一个是跳桥者，一个是推他跳桥的老汉，都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您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处罚您怎么评价？
王锡锌：
如果从法条，或者说从法律的技术，特别是从刑法的适用来看，对这两个人，包括跳桥者，刚才报道中说了，可能要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来定罪，对推人的老汉要以故意伤害罪来定罪。我刚才已经说了，从刑法的技术上来说，定罪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里必须要看到，第一，如果对这些人定罪，有没有，我们能不能够将问题就在这里终结，不要再追问别的。第二，定了罪以后又怎么样，能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我认为可能很难解决问题，因为假如他的诉求得不到解决，假如他合理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方式。我们有一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没有办法。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事例，就在这一次的跳桥事件发生以后，据报道，广州又出现了两起跳桥，已经比较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主持人：
您看准备跳桥的人，我想包括所有的12名准备跳桥的人，他们虽然说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他并没有去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而且他们也并没有采取一种极端的去危害社会的做法，为什么还要判他们罪呢？
王锡锌：
如果从这个事件来看，可能在这里，它是关注到了、考虑了这个个案典型的后果，为什么定他的罪，其实如果我们站在刚才记者所提供数据的角度，他有这么恶劣的，至少从经济意义上来说，直接的、恶劣的后果，如果产生了这么多的后果，我们要追究人的责任，而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导致后果发生的人。
但是这里的这样一种定罪，的确我们需要考虑它发生的一个社会的场景，这个场景如果不考虑的话，定罪有的时候可能脱离了整个社会，而变成一种简单的刑法条文的套路。
主持人：
王教授您看，这件事情表面上是这两个跳桥者，推波助澜者给社会增加了很大的麻烦，添了很大的麻烦，但这件大麻烦真正的肇事人是谁？
王锡锌：
正如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跳桥者本身不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因为从跳桥行为来看，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通过极端方式来维权的当事人来说，他们的方式是极端的，但是我认为他们还不是反体制的，也不是反社会的，事实上他们恰好是想诉求，通过体制化的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比如说让官员重视，让法院能够重视，能够帮他解决问题，而他解决的方式，要么是诉诸民众的同情心，要么是诉诸我们体制的启动。所以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维权机制如何高效，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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