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票,要发票吗?”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都存在如此诡秘的探问。琢磨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公款消费的背后,已形成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
据5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北辛集市中里厢乡泊庄村村民委员会在清查上一届班子留下的账目时,发现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各式各样的“请吃送礼”清单上,1995年至2005年,仅鸡蛋一项就有201320元。该村村委会主任算了一笔账,按每公斤6.5元的批发平均价格计算,这些鸡蛋也有30余吨。
辛集市的公职人员大概是嫌跑到大城市买发票麻烦,继续发扬打白条传统:公安局某某取鸡蛋两箱、乡里来人取鸡蛋两箱……这样倒更省事,不用讨价还价,也不用走过多程序,随便拿张纸,大笔一挥,东西就拿去吃了。
有人算了一笔账,10年30吨鸡蛋并不多,平均一天不到10公斤,那么多部门的公职人员,每人每天随便吃个鸡蛋,10年下来,也不止30吨。再说,吃个鸡蛋有啥,与“一包烟一月粮,一顿饭一头牛”相比,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这样算账,无非说明两点:一是对公款吃喝已经极度无奈和麻木;二是公款吃喝已是常态,最多只是吃喝多少的问题。公款吃喝这个小病已有变异为癌症的苗头,发票利益链是个证明,而不少民众对公款吃一个鸡蛋见怪不怪是一个佐证。
公务员在内心深处认同“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有啥罪”的语境,并肆无忌惮地公款吃喝,其实有法子去医治;但遗憾的是,公款吃喝的病一直治而不愈,公众被迫以一种麻木而无奈的心境去接受或理解,人们逐渐地失去痛感,失去医治的耐心、热情和憧憬。此时,公款吃喝就真的变成了一种社会癌症——公款吃喝不单单是吃喝挥霍问题,它背后的问题和滋生出的新问题,比如对腐败的麻木,笑贫不笑贪,有权的贪,没权的想办法搞权然后贪,其危害极大。
公款吃喝这块在公众内心积郁已久的痼疾必须早日剜除。去年年初,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就特别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对“三公”提出要求,其中针对公款吃喝有一个大致的规定,即2009年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费用支出要在2008年基础上削减10%。眼下,2009年已过,这个目标有没有完成,实在难说。就在近日,中央纪委还发出通知,严禁公职人员节假日用公款大吃大喝。
应该说,这些年中央打击公款吃喝的决心是有的,但效果还远远没有达到公众的期望。有人认为,这是公款吃喝的指标还不够量化不够细化,财政预算编制相对笼统、粗糙,公务消费财政预算的公开度、透明度还不够,等等。窃以为,整治公款吃喝,确实还缺少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但我们真正缺的还是更大的决心——要动真格,像整治醉驾一样整治公款吃喝,早日出台《公款使用法》,对公款吃喝者实施严格的追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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