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里的美国陆军

从一幅意外发现的美军葬礼老照片开始，几个研究中国远征军的中国民间学者耗时3年，沿着当年远征军的反攻路线穿过怒江和高黎贡山，还远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拜访老兵家庭，终于找到美军少校梅姆瑞在中国的埋骨之处，也考证出远征军中一支代号“Y部队”的美军顾问团的前世今生。
    中国远征军中有美国陆军？
    提到抗战历史上的美国人，人们总会想起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但美国陆军直接参与中国抗战，在相关文件中几乎没有记载。
    在纪录片制片人邓康延随后对腾冲国殇墓园的拜访中，这个问题得到解答。
    这个国家公墓，是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腾冲来凤山为反攻中阵亡的远征军将士修建的。从来凤山小团坡的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密密地排列着9000多块阵亡将士的小型墓碑，碑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军衔。
    邓康延一行人看到，9000多座墓碑以“一种卑微的形式”整齐地排列着，看不见任何祭奠的痕迹。
    在墓地的一个角落，他们发现了一块墓碑。据当地人说，原碑是为纪念在这次反攻中牺牲的盟军将士修建的，1966年被毁，现在这块是复制品。
    墓碑上写道：“民国三十三年夏，滇西战役进入反攻阶段，盟国军队来华助战，在收复腾冲战役中，美军中尉夏伯尔等14名官兵壮烈牺牲，兹特立石以慰英灵。”
    在翻阅史料和询问学者后，他们惊讶地得知，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陈纳德将军的第14航空队以外，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
    这支有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代号为"Y"，由步兵、炮兵、工程技术人员和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他们被分配到中国军队的营一级编制，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反攻。
    他们是谁？他们在中国发生过怎样的故事？邓康延觉得，“有美国人为中国付出了生命，我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怎么行？”
    他们开始寻找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并决心把完整的盟军阵亡将士名单，重新刻在这块墓碑上。
    一封家信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芭芭拉和妹妹贝弗利参加了每年一度的家族聚会，这是梅姆瑞家族的传统。
    但姐妹俩没有想到，这个惯常的聚会会给她们带来一个不寻常的消息。表弟将阿扎尼亚的邮件交给了芭芭拉，她非常激动。
    “想到有人知道父亲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又有人在找我们，这真是令人兴奋。”她说。
    她和妹妹重新整理了母亲留下的所有信件。此前，姐妹俩虽然翻阅过这些信，但并未细看，只是把它们当做母亲的秘密。但这一次，有些不一样了。
    芭芭拉寄来了少校年轻时一张英俊的军官标准像，还有一封他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写给他家里的信。
    信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太太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梅姆瑞少校牺牲时的具体细节。
    1944年5月20日，在攻击高黎贡山一处叫做“大塘子”的日军阵地时，梅姆瑞少校暴露在一个显眼位置，日军一发炮弹落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受了重伤，在被抬上担架后不久就牺牲了。
    当时还处于战斗状态，第二天上午，梅姆瑞少校被就地埋葬。他的墓地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榕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斯多德上校主持了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都出席了，葬礼结束后，战友们在墓地上空一齐发射了三轮子弹。
    根据芭芭拉的叙述，梅姆瑞少校年轻漂亮的妻子菲没有再嫁人，她独自将两个女儿养育成人，并于1996年病逝。她被葬在丈夫的公墓边。
    最艰险的战场
    如果不是亲历，邓康延怎么也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
    高黎贡山是二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它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在腾冲一带海拔达到3000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第一役，便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两处攻占这座高山。2000多名日军，利用险峻的山势和精心构筑的工事，以逸待劳，山上每天云遮雾罩，厮杀声和枪炮声终日回响。梅姆瑞少校参加了这场战役，并在此牺牲。
    高黎贡山遍地都是榕树，面对摄制组的询问，这儿的人们对照着照片上的榕树，看看，想想，然后摇头。这里也有无数的大塘子，在当地，稍微大一点的水塘都叫这个名字。
    在军队的战报里，大塘子是范围颇大的一片战区，阵地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而江边海拔是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后，在这几百米的距离内，远征军4个师数万人，血战了10余日。许多当地老百姓躲在山下，远远地看着战场，只知道每天都要抬下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章东磐慢慢地翻阅着这部他无数次看过的书稿，一行字突然映入眼帘，他“仿佛被火烧一样”跳了起来。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纸上，老人用不太流畅的字体写着：“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3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锅底塘，便是吴朝明所在村子的旧名。
    几个小时后，村里一位亲历过葬礼的八旬老人，带着一行人踏上了信中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
    但眼前的一切令人失望，墓地附近没有榕树和庙宇，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榕树和庙宇，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村民家的柴火。
    战争结束后，1946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人们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可躺在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相当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整整齐齐。
    美国人带回了梅姆瑞少校的一部分遗骨，在家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棺材，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在这块墓地旁，还有一大片无比茂盛的、长满鲜红叶子的灌木，他们摘下了三片树叶。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这三片红色树叶，跟随一行人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反攻的全部路程，这也是梅姆瑞少校希望走完，却未能走完的路。最后这三片红叶被镶进玻璃镜框，寄到美国，转交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
    来源：中国青年报
    然而，这个曾经被称为“利用空气制造面包”的人，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还只能躲在瑞士的乡下。他非常害怕自己会被当做战犯审判。哈伯很清楚在过去的几年里，自己在战场上犯下了怎样的罪行。
    获得诺奖的战犯
    将诺贝尔奖授予一个战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但瑞典皇家科学院还是这样做了。
    1918年12月，他们宣布当年的化学奖获得者是德国人弗里茨·哈伯（FritzHaber）。他同时也是一战中德国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
    此时距离战争结束仅一个月，哈伯则刚被战胜国列入战犯名单。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把整个科学界炸得沸沸扬扬。来自英法两国的科学家尤其激愤。在他们眼里，哈伯是个彻头彻尾的战争魔鬼。
    瑞典皇家科学院更看重科学本身。他们认为哈伯获奖当之无愧。理由是他在9年前发明的工业化合成氨法，“使人类从此摆脱了依靠天然氮肥的被动局面”。在世人眼里，哈伯就像一个可能“解救世界粮食危机”的科学天使。
    1914年，一战爆发，民族沙文主义激起的盲目爱国热情，冲昏了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所长哈伯的头脑。他把自己的实验室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军事机构，并担任德国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
    这个46岁的科学家，不仅专门为部队派遣科研人员，还亲临前线选定氯气部队的驻扎地点。
    第二年在哈伯的建议下，德军首次在战场上使用毒气，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不过，当毒气战计划传达给德军师级指挥官时，遭到了所有指挥官的拒绝。3个多月后，“毒气战”在伊普雷战役中正式诞生，造成英法联军约15000人中毒，并带走了5000多人的性命。
    不过，这场毒气战最终并没有给德国人带来胜利，却让哈伯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哈伯的妻子克拉克也是化学博士，很清楚毒气的危害。当她恳求丈夫放弃这种惨无人道的武器时，丈夫不仅咒骂她，还声称毒气是“尽快结束战争的人道武器”。哈伯认为，作为战争工具的毒气，并不比“天上飞的弹体”更残忍。这些言行遭到来自国际科学界的一致谴责。
    愤怒和无奈之下，克拉克用哈伯的手枪自杀身亡。但这并没有促使狂热的爱国者冷静下来。相反，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祖国的战争”。
    “没有人可以怀疑哈伯对国家的忠诚。”德国科学家马科斯·普朗克和冯·劳厄公开强调道。他们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这些话是他们在缅怀哈伯时所言。
    1920年，哈伯的名字被从战犯名单里剔除，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举行了迟到的授奖仪式。这个爱国者也对自己曾经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他的领导下，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机构，甚至一度成为世界著名的化学研究中心。
    哈伯曾经做过的那些并不光彩的往事，也渐渐开始被国际同行们谅解。不过，这位爱国者却遭到来自“祖国”的打击。
    随着纳粹的上台，哈伯由于犹太人的身份接连受到迫害。他所领导的研究所被强行改组，他的名字也被要求改为“犹太人·哈伯（Jew Haber）”。
    这令哈伯忍无可忍。1933年4月30日,他发表了一份反对种族政策的声明。这份声明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处境，在纳粹政权的迫害下，这个深爱着祖国的人，不得不流亡国外，不久因心脏病突发死在流亡的路上。
    他留在身后的则是两张交互隐现的脸庞：一张是“奠定现代氮肥工业基础”的科学天使，一张是开“毒气战”先河的战争魔鬼。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