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等谈话机制消除过度医疗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侵权责任法》将于7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生不得对病人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否则属于侵权。该项规定，对患者来说是莫大福音。然而，也有人对“不必要的检查”表示了疑问：如果这个“不必要”没有清晰界定，患者走诉讼渠道仍将面临很大困难。（详见本报昨日A05版报道）
    这个“不必要的检查”，其实是过度医疗的一种。所谓过度医疗，即医生在为病人看病的过程中，因为责任自保的原因，或因经济利益的原因等等，过度消耗医疗资源，为患者增加医疗成本。“不必要的检查”正是这样，可以凭医生判断的病情，结果交给机器去判断，患者耗时耗财，医生却减小了医疗风险，工作也轻松了不少。
    当然，过度医疗，也不全是医生“提供”的。比如，你通过一个专科医生诊断，判断不出病情，于是医生让你转到另一个科室，几番周折，也许病情得到确诊，但时间与金钱的耗费不知要增加多少——这也是一种过度医疗，它是客观形成的，医生倒无主观上的意愿。
    我们先不着急把问题做简单的归结，过度医疗曾经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归结到哪个方面，都很难完全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首先要看看现代医疗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你看的不是医生，而是一整套医疗程序，你的病情诊断被分解于繁琐的诊断程序中，而医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这整套程序，从你的挂号开始。医院是没有全科医生的，所以为了不在各科室辗转，你得预先具备最基本的医学常识；然后是，你得学会与医生对话，这个对话过程的实质其实是：医生提供专业术语，你自己来翻译——事实上，医生的所有发言，只是为下一个程序服务的，是与下一程序中的工作人员的交流，是专业术语在医疗程序中的流转，而你不过是等待各种医疗步骤的完成，根本无法判断医生说了什么，自己是否得到了过度医疗。
    医疗是一个高专业门槛的行业，作为普通的患者，如果不能与医疗工作者形成对等的谈话，那么面对过度医疗问题，实际上无法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医疗分工细化于繁琐的程序当中，医生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患者的病情实际上没有谁为他提供高度统筹基础上的判断，实际上每一个患者要么成为自己的全科医生，要么处于盲人摸象的境况，面对过度医疗的问题而捍卫自己的权利，更是难上加难。
    “不必要的检查”可算侵权，法律上是有了保障，但以患者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而言，要确保法律保障能够落实，还需要考虑到医疗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有人曾提出，面对过度医疗，实行医生举证，避免举证责任倒置。这不妨作为解决问题的思路之一。但我以为，目前的医改按着既有的方向往前走，实际上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公立医院改革加快进度，实现管办分离，更重要的是与医保机构剥离利益关系，使医保机构成为医疗产品第三方购买者的同时，成为医疗服务的监督者与谈判者，代为主张患者的权利。
    总之，患者难以自己捍卫权利，这是医学规律所决定的。但是，这不表示医患双方无法形成对等的谈判机制。消除“不必要的检查”，进而消除过度医疗，只有依靠建立这么一个对等的谈判机制，方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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