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生存观察

蜗居在10平方米的单间，香烟、打牌、染发几成“潮流”，对名牌情有独钟——
    
    
    长江商报2月5日报道 2010年2月3日，广东东莞石排镇，夜幕降临。

这又是一个加班的夜晚，22时30分，一家玩具厂的工人们陆续从厂区走出，成群地涌向厂区旁的夜市。上了一整天班，只有晚上下班后，工人们才感到有些惬意。夜市里灯火通明，夜宵，成了工人们对自己的犒赏。

19岁的郑鑫和堂弟郑兵权眯缝着眼，走进一家餐馆，点了两三个菜。他们旁边，十余位20岁左右的工人，不停地推杯换盏。

郑鑫和堂弟吃完夜宵，已是零点，兄弟俩回到自己的出租屋睡觉。

这是位于石排镇水积村的一栋四层楼的私房，每层楼被分隔成若干十平米的小单间。郑鑫和两个堂弟一起租住在四楼，每月租金180元。

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大床，三床被子放在床中间。此外，房间再无其他家什，这是三个年纪相仿的男孩的家。平常，三个大男孩就挤在一张床上，“有时候也打地铺睡觉。”在他们看来，这里也只是个睡觉的地方。

今年19岁的郑鑫，来自红安县，郑兵权和郑盼是郑鑫的堂弟。三人都是附近一家玩具厂的工人，虽然在这家工厂的时间还不长，但都有丰富的打工经验。此外，郑鑫还有一个堂弟郑志权以及两个堂姐也在这家玩具厂。“我们郑家的孩子，几乎都在这个工厂打天下。”郑鑫笑言。然而，真正带领他们闯天下的，是他的堂姐夫陈先生。陈先生在这家玩具厂已工作数年，已升任该厂仓库的小领导，管理着20多个工人，郑鑫也是他手下的一个“兵”。

“在这里，我们都得听堂姐夫的。”郑鑫笑着说，他们所有人，都是堂姐夫从老家带来的。

现状   三个大男孩挤一张床

生活     隔段时间到餐馆“沟通感情”

郑鑫的堂姐夫陈先生在工厂附近租了间房开了一家小麻将室，每天下班后，很多工人会到麻将室打牌。“在这里，打麻将的风气很浓，不分老幼。”陈先生告诉记者，特别是湖北老乡喜欢打麻将。

郑鑫说，一般他们一场下来，输赢大概200元左右。

在石排镇当地，一般工人辛苦加班之后，每月的工资也才不到两千元。

饭桌上，郑鑫和堂弟都点燃了香烟。“在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几乎没有不抽烟的，如果别人都会的，你不会，就显得不合群。”郑鑫弹掉手里的烟灰。

每晚的夜宵，也是这些年轻人的“必修课”，“已经习惯了，没法改。”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同一个车间的工人，都会到镇上一些大餐馆里去“沟通感情”，每次的人均消费都在50元以上。

晚上下班后，郑盼就到镇上烫头发去了，很晚都没有回来。在当地打工的年轻人中，几乎都留着很“潮”的发型。“年轻人嘛，都希望自己能搞得帅一点。”烫完头发回到宿舍，郑盼对着镜子，摆着各种造型。

在宿舍里，郑鑫跷着二郎腿，脚上的运动鞋上的“耐克”标志，异常惹眼。“这是花70多元买的水货。”说起鞋子，郑鑫觉得很不好意思，“之前的那双真货刚刚丢了。”他的手机，也是花1000元买的山寨货。宿舍里的三个孩子，似乎都对名牌情有独钟。

即将回家过年，他们抽时间到街上买了一些衣服和鞋子，其中一双运动鞋花去近300元。在他们看来，这是年终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一年到头，郑鑫他们几个都没存到钱。对此，他们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过好就行了，管不了那么多。”

去年8月，郑鑫从红安老家来到东莞石排镇的这家玩具厂，每月工资约1700元。马上就要过年回家了，郑鑫说，他一共攒了3千元钱。不过，从他2007年中专毕业之后，到深圳打工，他一起大约存了3万块钱左右。

从中专模具制造专业毕业后，郑鑫来到深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虽然工作相对辛苦，“但每月的工资有4000元左右。”在他看来，这是他赚的人生的第一桶金。不过，当时同在深圳的一个堂弟，因陷入传销集团，将他也发展成为了自己的下线。为此，他付出了数千元的代价。“就是他。”郑鑫指着身旁的堂弟说，堂弟并没有反驳。

心态    “自己过好就行了”

未来   一家人存钱为他结婚

对于未来，郑鑫说他还从未想过。但回到农村老家，他是不愿意的。

春节期间，就是郑鑫20岁的生日。在红安老家，他有一个已交往了两年的女友。郑鑫翻出手机中的照片给记者看，照片中的女孩，面目清秀。

此前，他的女友小韩一直在咸宁打工。这对小情侣已1年多没见面了，去年春节，因为两人都忙于工作，过年回家也没来得及见面。

看得出来，郑鑫很喜欢女朋友。他已买好了7日回武汉的火车票。不过，女友小韩似乎比他更急，两人已约好了，小韩要去武汉接他回家。郑鑫说，他没想过要带女朋友一起出来打工，“成天在一起，也会很烦的。”

谈及结婚，郑鑫一下子脸红了。“年纪还小，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不过，在与小韩恋爱的两年内，每年春节回家，他都会带着礼物去看自己未来的岳父母。

尽管郑鑫对自己的未来是迷茫的，但他的父母早已为他计划周全。

前两年，他们家花了20多万，在红安县城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商品房，“这个房子，是将来给我结婚用的。”目前，他们一家人都从农村老家搬到了县城。郑鑫的父母还打算，在他结婚之前的几年内，家里的人都积极打工存钱，可以在婚前给他买一辆车，这个车就是郑鑫将来在县城吃饭的根本。

特写

别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过客

今年30岁的翁方清，脸上有着比同龄人更多的老成。在东莞打工多年后，他现在已有了自己的打算。目前，他是工厂里的普工，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现在，他已认识到了打工不是长远之计。“学门技术，才是自己生存的根本。”目前，他正在自学数控机床的操作。更为迫切的是，30岁的他结婚成家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石排镇，外来务工人员近10万，在整个东莞市更是数以千万，而且农民工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写入其中，“80后”和“90后”农民工已占半数以上。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对于土地的感情或许没有父辈那么深厚、那么留恋，但促使他们在一个城市留下来，则需要城市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归宿感，如果城市户口给他们的只是户籍身份的城乡转换，而无法让他们真正成为“城里人”，那么对于崇尚自主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依然将会成为某个城市的过客。

60后样本

一位“资深务工者”

的知足人生

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相比，40岁左右的外来务工人员，吃过更多的苦，身上也背负着更大的家庭责任。因此，两代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新生代”无法想象的苦

仙桃人印德标今年46岁，在石排镇一家塑胶制品厂已经工作了16年，他穿着保安服，带着眼镜，目前是工厂的保安队长，同时也是工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这家工厂在石排镇规模较大，目前有千余员工。据印德标介绍，该厂的员工中，有近半数都来自湖北，而仙桃当地人就有上百人。

初到广东打工，是1993年。印德标从部队退伍后，在仙桃当地一个小镇的派出所工作，每月工资150元。

当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虽然当时孩子还小，但一家四口，还是觉得经济压力很大。”当年，他辞去了派出所的工作，跟随着几个老乡来到深圳。他是最早一批到南方打工的湖北人之一。

“我们当年所吃的苦，现在的年轻人想都想不到的。”谈及自己早期的经历，印德标不停摇头。当时，深圳对暂住证查得相当严格，他们经常躲到山坡上的水泥管里过夜，或者到其他老乡的宿舍勉强过一晚上。

“当时，南下找工作的人多，而工厂的岗位却很少，不少人很难找到工作。”印德标在深圳连续六天都没找到工作，当时，他已打了退堂鼓，想要回老家去。

妻子在电话里鼓励他，如果第七天找不到工作，就让他回来。

“就是这么巧，第七天我就找到了工作。”对于现在的生活，他显然比较知足。

唯一愿望是供孩子读完大学

印德标现在所在的工厂，起初就在深圳。当时，工厂要招一个保安员。前来应聘的人估计有两百人。“其中，有比我高的，比我壮的。”印德标穿过应聘的人群，将自己的党员证以及原来在派出所的工作证递到招聘人员的手中，“我就被录用了。”

当时每月的工资是400多元，相当于在老家做三个月。

尽管后来，有不少在广东发达了的战友，出高薪请他去做管理，都被他拒绝了。“现在的老板对我不错，我要知恩图报。”

印德标记得，他刚进厂时，工厂里只有一两个湖北人。后来，湖北老乡互相介绍，发展成了现在的规模。

印德标能明显感觉到，新一代的农民工，没有他们这一代有责任意识。在石排当地，印德标除了必须的生活开销外，其余工资都带回湖北老家。

老家的房子从农村到镇上，之后又搬到了仙桃市区，印德标完成了自己打工的原始使命。

如今，印德标在工厂颇受尊重，老板也给他开出较高的工资。

他的妻子也在这个工厂打工，他们夫妇俩租住在工厂附近的一间一居室。最让印德标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孩子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

“现在，唯一愿望是，好好做事，供两个孩子读完大学，就算大功告成。”

东莞一家电脑厂的工人正在装配配件。CFP图

19岁的农民工郑鑫。

（长江商报 刘飞超 何辉 发自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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