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宽容的心态看待“挖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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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26日《鲁中晨报》报道，山东聊城疑似曹操墓发现龙虎瑞兽壁画，聊城欲争曹操墓，这一发现对当地百姓而言是一个契机，更加坚信这才是真正的曹操墓。此前，10多位专家通过对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和论证，认定安阳西高穴村“东汉墓”为曹操高陵。这段时间来，随着河南安阳曹操墓成为全国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刘备墓、姜太公墓等诸多名人墓都相继赚足了眼球。这股“挖墓热”究竟如何兴起，背后又隐藏何种问题？本报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能，请他就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长江商报：刘教授，不知您关注过最近兴起的一股“挖墓热”没有？安阳曹操墓的争论一度沸沸扬扬，四川彭山官方又发布“征集令”，面向全社会征集关于刘备墓的资料，而南京也有人倡议要尽快开挖孙权墓，山东某地也在积极寻找姜太公的墓。
    刘能：关注过的。其实，这方面的消息，无论电视媒体，平面媒体，还是网络门户网站，前段时间都有十分密集的报道，主要是曹操墓真伪如何判定，以及山东发掘的西周古墓是否就是姜太公墓，以及该处遗址是否属于齐国都城遗址。
    我认为，考古界的考古活动，开始和大众传媒拉上紧密关系，与央视多次直播包括南海一号在内的古沉船考古引发的热潮有关。因为考古活动一来属于离百姓日常生活较远的一种专业活动，而且又有着一种很强的神秘感，所以具有“新奇性”，而它的发掘品又属于出土文物，我们都知道，文物和古董又是升值较快的投资品和收藏品，所以与考古发掘有关的活动和消息，很容易就会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我想，这也是媒体把此类话题当作重点报道话题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长江商报：有人担心，曹操墓的挖掘很有可能会起到带动效应，让一些曾经争名人故里、神话传说的地方，开始转向对更有实物价值的“古墓遗产”的挖掘和开发；有人更是担心如果保护的技术条件达不到要求，就会把挖掘变成一种破坏，把考古变成“盗墓”。您觉得呢？
    刘能：实事求是地说，我对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领域并不是很熟悉，但我想，文物遗址的开掘和考古工作，在我国应该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什么级别的遗址，应该由哪一级别的文物主管单位来进行开掘和管理，由哪一级别的考古队来负责现场工作，又比如所获得的文物，归属权应该属于谁，等等，这些应该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方面，我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你所担心的考古发掘活动有可能变成盗墓的说法，我本人并不认同。但你所说的其中两点，我觉得还是很中肯的，一个就是某些文物遗址，究竟是现在开掘好呢，还是留待以后技术条件成熟后再去发掘好；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过多地把一些期望寄托在考古开掘上，而忽视了考古开掘活动本身是一个很专业的活动。这些过度的期望，就包括你所说的经济拉动效应在内。但是，纵观中国地方政府对文化内容和文化遗存的经济开发的过往历史，毫不客气地说，教训是很多的，失败的例子也相当多，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所以我本人的态度是，如果能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案，既考虑到了文化保护的规律和需要，又考虑到了文化市场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同时还照顾到了文化内容和文化遗存所有者和所在地民众的物质利益，我想地方政府介入到地方文化内容和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中来，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做法。
    至于某一处文化遗址是否到了适合开发的时机，则需要由各级专业机构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但是有些时候，考古工作的启动，是和某项国家重点工程的启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三峡库区的抢救性保护工作，以及南水北调工程沿线的文物发掘工作，都属于这一类。
    “考古GDP”
    长江商报：我们注意到，这股“挖墓热”也引起了港台媒体的关注，台湾东森新闻就评论指出，这些“”滑稽事件“无非是因为名人背后潜藏着一座巨大经济利益的”金矿“。香港”中通社“更是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直指为是”GDP作祟“。您觉得呢？
    刘能：这个是当然的。毋庸置疑，曹操和姜太公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关他们的墓址的新闻，在华人传媒界肯定会引起高度的关注。当然，港台媒体的新闻视角，在关注内地新闻事件时，往往带有批评的眼光，这一点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里面，对于经济价值的尊敬和推崇，的确到了比较突出的地步。即使在内地的新闻故事里面，大标题里面也经常要提到金钱价值，比如经常报道某某又中了多少大奖，谁谁的比赛奖金又是多少，等等。因此不得不承认，港台媒体所提到的GDP崇拜现象，确实是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大概由四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年龄，一个是基层经验，一个是代表性，另一个则是政绩和官声，而GDP的数据，就是考察政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
    很多地方领导干部到任后，都需要寻找到值得自己为之付出的事情来做一做。以前是找项目，招商引资，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提倡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那么对文化内容和文物遗存的关注，很容易就会被提上日程，因为与其他发展项目相比，文化投资符合可持续性和低碳经济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地看待这种“挖墓热”，更多地往积极的方向去思考地方政府发展思路上的这种较好的转变。当然，对文化内容和文化遗存的投资和开发，不同于其他的发展项目，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更多地学习和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挖墓热”背后的两个社会生态
    长江商报：有人说，尊重和保护坟墓，不仅是对祖先的尊敬、对逝者的怀念，也是对生者自身的尊重，是一个群体、民族以至人类的需求；而以“需要证实”为由，企图开挖名人古墓，这不仅是荒唐的，也是不理智的。那么，“挖墓热”的背后反映了一种怎样的社会心态呢？
    刘能：其实，关于地方政府在文化遗址开发上的态度和立场，我前面已经做了部分说明，我想要更多地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现象。我个人觉得，之所以以“挖墓热”为代表的对文化遗存的开发和利用的热潮，遭到了舆论的普遍质疑，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的社会生态特征。
    首先就是中国各级政府的行为正当性，它们的有些行为遭遇了普遍的信任危机。换言之，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和行政举措，其表面的正当性说明，往往缺乏说服力。比如说，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原本是好事，但一来很可能投入产出的效率比较低，二来中间很容易产生贪污腐败之类“寻租”活动，因此，即使立意很好的行政决定，也可能最终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种种举动，舆论普遍持一种怀疑态度，就成了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常态。
    第二，就是中国社会目前处在一个“泛道德化”的时代，这个泛道德化时代的诞生，根源于中国社会在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剥夺日益昭显，导致社会底层的舆论，倾向于通过追求一种普遍的和抽象的道德化，来逆转自己在社会分层领域的不利地位。显然，这也是中国的富裕阶层遭遇道德危机和道德污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再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社会舆论形成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针对中国精英阶层的任何一种行为，都要首先引入一种道德的拷问。这可能就是形成那么多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因吧。
    长江商报：您上面也说到过，“争先恐后挖祖坟”的怪现象背后是经济利益在作祟。例如曹操墓的消息刚公布，就有学者专家估计能给安阳方面带来4亿元的输入。几年前，就有不少学者大声呼吁，开挖秦始皇的陵墓的时机已到了，据说此举至少可以带来上千亿元的效益，包括墓葬品和带动的旅游热。我想问的是，在这股“挖墓热”中，一些专家、学者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刘能：不言而喻，专家学者扮演的角色，当然中间是一种利益关系，但我这里所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是十分正常的一种关联关系：也就是正常的职业发展的关系。
    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在战争年代，士兵或低级军官才能很快晋升，当然，前提是他能够在战场上存活下来。同理，一个外科医生，要想练就一身的本领，也需要成千上百台手术的历练。因此，对于文物考古界的工作人员来说，每一次文物遗址的挖掘工作，也都是他们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次历练。因此，我想，对于考古界的专家学者来说，如果他能够加入到某个重要文化遗址的开掘工作当中，当然有他自己的这么一种利益关系在内，这不单单是金钱关系。看到了这一点，我想就不难理解专家学者在“挖墓热”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了。
    当然，我也很不希望看到专家学者在违背职业伦理和迷失专业判断的前提下，通过对舆论实施某种影响，来达成自己的额外的经济利益，或者成为地方政府的合谋者。
    考古与社会的
    神经官能症
    长江商报：有人说，在“挖墓热”中，“疑似”“可能”“基本确定”等词汇成了专家、学者的脱口秀，这本身就是急功近利的、很浮躁的心态。有人更是直指这是学术腐败和地方利益的媾合。您如何看待？
    刘能：据我所知，考古学属于一门比较系统的学科，同时，考古科学不像物理学那样，是一门确定性很高的科学。考古学往往借助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来作出判断。当直接证据链条形成时，考古结论就会比较明确，而当直接证据未出现，但间接证据的支持程度很高时，考古结论就会变得更具“尝试性”，会更多地使用“疑似”、“可能”之类的修饰语，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正常的现象。我想，舆论的上述指责，实际上恰好是我所说的“泛道德化”的社会心态的一种最好表现。我认为这种社会心态存在一定的制衡作用，但长期使用这种质疑和批判的立场，很可能会造成社会普遍的非理性化。
    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神经官能症，这个症状会造成社会行动力和社会创造力的衰退，也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一种损失。
    长江商报：最后，您能不能总的来说一说地方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关系？或者说您个人认为地方如何避免发展的焦躁症，用什么样的健康心态和方式来发展？
    刘能：这一点其实我前面也已经提到，在地方发展和文化保护方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和社会节奏：那就是放慢速度、多点耐心、多注意细节、多尊重专业知识、多维护民众利益。
    纵观当代中国文化内容和文化遗存的商品化过程，有过很多次教训。比如文化个性的消失，比如文化要素的人为分割，比如对文化气场的人为破坏，不尊重文化的日常形态保护，等等，这些都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文化的消亡，而不是文化的保护。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采写

    刘能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4年11月-2005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社会学系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公共政策和绩效评估、都市社会问题/都市社会空间利用、技术应用和社会变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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