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兄弟”的光亮不止照亮道德空间

    “信义兄弟”系列评论之四
    
    ◇ 特约评论员 安平
    如果暂时将情感因素摒除，从逻辑上问“信义兄弟”何以能打动这么多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信义兄弟”行为的两个当然前提。
    其一，是除了重诺守信，甚至在亲人亡故的情况下仍将践行承诺放在优先位置，孙氏兄弟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行为选择自由，至少人们是这么判断的。这句话的另外一种表述是：孙氏兄弟所为，确实出于自愿，是源于一种信念。
    其二，同样的理由，孙氏兄弟从他们的行为中，也不应能博取超出市场规则的现实利益。换言之，他们重诺守信，除了可以得到工人对他们更深刻、坚实的信任感，并不会预见获取多余的好处，如模范荣誉，或是因此得到市场行为的便利。
    当然，另一个过于显而易见的条件，则是当前社会的道德门槛已经非常向下调整，普遍的道德“水位”下降，使孙氏兄弟的“信义”突兀而出，骤然间仿佛高峰。
    现实的法治环境既然在事实上容许孙氏兄弟以及其他“包工头”有不践行承诺的选择可能，是不是可以认为，在类似“欠薪”这样的领域，法律法规，以及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很有力量的不成文的政府规定，并没有起到充分的作用，留下了很大的灰色空间？孙氏兄弟“不欠薪”自然是道德高标，“欠薪”是否就仅仅可以视作“不道德”的常态？
    从另一方面说，孙氏兄弟坚持的信义，也确实并没有为他们争取到超额的好处——20年信义如今才广为人知便是佐证。从新闻中，我们还看到，孙氏兄弟也曾是“不讲信义行为”的受害者，他们甚至无力对抗“非信义”的力量，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是不是也可以推论：20年来，孙氏兄弟所处的环境，“褒奖信义、鼓励正当”的功能落地有难处，尽管我们要承认，在这20年间，在这个环境中，“信义”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一直被呼吁、高扬。
    我们还可以想象，在一些社会服务功能主动、健全的情况下——比如，给农民设立工资专用储值卡，农民工工资一律打入卡内，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孙氏兄弟是否还有必要奔波数千里，用现金发放工资，以至酿成悲剧，更别说可能制造出大批“待宰”的“傻根”了。
    那么，也就可以说，“信义兄弟”的道德光亮，照亮的不仅是无数人的精神世界，也不经意间照亮了他们生活、生产的一隅生态群落，恐怕还有着崎岖不平的景象。两个凡夫俗子，做着每个人从小到大的教科书上要求的行为，却以萤火之光显现出与日月争辉的效果。
    一个社会的进步源自于诸多因素的改变，其中人性、习俗、道德、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组成。褒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是任何社会前进的内生元气。无论社会现实如何不尽如人意，主流价值观都应传达出不息争取、从我做起的进取之心。但也要看到，较之文化、人性与道德的分散化、不确定性，制度革新更具能动性，更能事半功倍。一个有力的制度，能让万千市井之徒的本性难彰其恶；相反，却也能让无数孙氏兄弟一样的德行不显其美。
    温总理谈及帮熊德明讨薪时曾说：“我帮助她讨薪这件事实际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更注重研究的是制度问题。”“信义兄弟”是道德楷模。这个词语将“信义兄弟”的核心影响力限定在更倾向于星空照耀下的内心律条，而非现实的大千物质世界。我们将颂扬、旌表，却难以在现实中强势推广。我们仰望星空，不仅要看到星空壮丽，也要注意脚下的阴影坑洼；我们返照内心，不仅要关注良善，更要给良善提供一块自在生长的土地。让“信义兄弟”的光亮不止照亮道德空间，让我们为他们的德行建设坚实的制度屏障，他们的“信义”才能如人类一切正常的美好，微明而永恒。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