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五代表京城纵论“大学去行政化”

    
    “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吗？去行政化后，教授应该“治校”还是“治学”，无论大小琐事，都由教授们一起开会讨论吗？
    昨日，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云彦、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5位人大代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刚刚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范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大学应去行政化”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纵论中国高等教育的走向。本报记者 刘骞 吴睿 王荣海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
    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 摒弃官僚化
    顾海良认为，大学去行政化，不是简单地取消行政级别，而是实行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摒弃高校管理、治学上的官僚化倾向。
    “我个人是从教育部司长的职位上调到武汉大学任党委书记的，然后又当上校长。圈子内的人都知道，我同时又是一个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如果谈到我的任命时，别人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学者去当了武大校长，我是很高兴的。反之，说一个教育部的司长当了‘副部级高校的校长’，就是另一个意味了。中国大学的官僚化，突出表现在校长的任命上，派谁去就谁去。”
    在顾海良看来，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不仅如此，“官本位”的文化和意识也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杰出教育家的出现和成长。还有一些大学校长随着行政职务的升迁，学术职称越来越高，其原因是以行政权力谋求学术权力，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
    顾海良说，“按我的理解，教授的任务主要是‘治教’、‘治学’。而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事务，则要托付给行政系统一班人马。这才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科学分工。”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
    科学合理使用学术权行政权公共权
    “高校没有必要划行政级别，高校行政化不是大学自身造成的。”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直言，高校行政化是整个社会形成的格局。
    邓秀新指出，大学出现博导争当副处的现象，这说明利益的导向有问题。高校行政化应根据现实逐步取消，取消后可以推行校长竞聘，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保体系和退出机制还不健全。
    邓秀新表示，高校取消行政级别，实行教授治学，还会存在行政行为。例如华中农业大学，从幼儿园到坟墓都有，这些都需要行政管理，只不过强化高校行政化的做法很不应该，有些高校行政化明显，忙于协调各方面关系，较少关注学术。高校去行政化后将使大学的学术氛围更浓，更尊重学问，更注重人才培养，回归出人才、出成果、服务社会的宗旨。
    高校去行政化，邓秀新认为应该在高教法的框架下，科学合理使用高校学术权、行政权和公共权。例如学术权方面，能否达到某种学术水平，应完全有学术委员会评价，前提是学术委员会由学术上有造诣、有代表性、公正的教授组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云彦--
    政府应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大学去行政化，关键是要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政府要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云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要给高校更多的空间，包括招生、课程设置、教师聘用等方面，高校应充分享有自主权。
    “政府应该明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杨云彦说，该做的要做好，不该做的就应当交给社会来做。高校办学中，政府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导向，在政策、资源分配等方面起到引导作用。
    杨云彦说，近几年来，一些高校对去行政化已有所探索，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比如很多高校评博导，并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教授投票决定的；一些学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校开办哪些重点学科，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当然，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面性。”杨云彦认为，关键是建立一套适合高等教育发展的管理模式。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
    “去行政化”是趋势，希望步子快一点
    “高校去行政化是一种趋势。我希望步子能快一点。”周洪宇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组成员，曾多次参加纲要的征求意见。
    “目前，国内的高校中，有副部级的学校，有正厅级的学校，一提起高校行政化，有些人以为是学校热衷于搞行政级别。”周洪宇说，其实，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教育的问题，也有社会方面的问题。
    周洪宇表示，任何一种行政改革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在改革之前，要想好解决相应问题的措施。他提醒，高校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教育独立于行政管理之外；而简单地将高校去行政后，肯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确保学校与政府之间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
    周洪宇认为，高校要去行政化，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要改变过去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向服务性政府转变。”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
    “去行政化”应有具体计划和步骤
    “高校去行政化的路线图是什么？”吕忠梅代表表示，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高校去行政化、教授治学，应该有明确的计划和步骤，要理清高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关系。
    吕忠梅对高校去行政化的提法十分赞成，但她感到一头雾水。公立高校通行的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将来还要沿用这种体制，又要成立校董会，同时高校还存在教职工代表大会，在这种体制下，谁说了算势必让作为执行权代表的校长感到头疼。
    “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后，谁来做校长？”吕忠梅说，校长是否除了行政就不再参与学术？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很具体的计划和步骤。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还应该有跟踪评估机制，让高校在改革中走错了可以“刹车”。此外，国内涉及到高校的一整套评估体系，均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来操作，只要这套评估机制还在运行，高校就还会有行政。
    与国外“教授治校”不同，本次规划纲要提出“教授治学”。与校长负责执行一样，教授治学也存在多种决策机构、一个执行机构的尴尬。所以，高校去行政化、实行教授治学，一定要理清高校决策、执行和监督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明确高校治理结构。

同题论剑    【义务教育公平化】
    顾海良：
    教育资源配置要公平
    义务教育公平化，舆论说得最多的，就是让名校的优质教师流动起来。这是一个可行办法，但不是惟一的办法。另一个可行办法是加大对城市弱校和农村教师的培训力度。因为一所中小学的强弱，不是选派几个教师就能改变的，它还和一个学校的学风、传统、办学理念等有关。
    义务教育公平，主要是教育资源提供上要公平。作为大学校长，我最痛苦和忧虑的，是一些孩子原本有很好的培养潜质，只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落后地区，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影响了发展前途。
    吕忠梅：
    取消普教阶段重点班
    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教师的绩效、学校的声誉都与考试挂钩。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划分重点班，追求高分数，出难题把学生“考糊”。成绩好的学生压力非常大，不能从考试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没有进入重点班的老师和学生心理上不平衡，都自暴自弃，学生放弃学习，心理和人格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受到影响。
    普教阶段取消重点班，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均衡，评价体制将综合素质与专长分开，鼓励学生在自己的范围内发展个人潜能，这种激励的方式远比划分重点班时的批评效果好。
    【招生选拔多元化，克服一考定终身】
    顾海良：
    改变考试方式和内容
    要特别指出的是：高考改革，关键是要改革现行的考试方式和考试内容，而不仅仅是“多考几次”，后者似乎更多地是为了“防止优秀学生临场发挥失利”的意思。如果不改革考试内容，多考几次，每次考的还是应试教育那一套，不仅与改革初衷不符，客观上还会加大考生的“考试负担”。
    吕忠梅：
    一定要保持选拔公平
    目前的高考选拔方式为纯粹的应试模式，以标准答案来决定学生的综合能力、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单一的评价体系选拔出来的人才，往往表现为有知识没文化，对学生的后续成长也有心理上的压力。
    在废除一考定终身后，人才评价体系呈多元化，鼓励不同人才真正出现的同时，一定要保持选拔的公平性。应当思考如何实现高考方式多元化后依然能保持公平性，这套选拔方式应该是为了选拔人去操作，而不能搞行贿受贿等手段，根本上应以社会公平作底线。    本报记者 刘骞 吴睿 王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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