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兴浓时,吴持生说要给我们看一样“宝贝”,“从来没对媒体公开过”。不一会,她从书房抱出两个沉甸甸的铁盒,打开一看,都是吴德峰的亲笔日记。
第一盒中,只有发黄的一本,封面写着“第二次长征日记”。翻开扉页,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这完全是一本“军事日记”,文字非常简练,酷似如今流行的微博。每一页都被划成表格,分为很多竖栏,每一栏分别是“时间”、“经过地方”、“宿营地”、“本日行程”、“记事”。比如1936年2月29日,经过七星沟,宿营平山铺,日行80里,记事为“爱曦同志牺牲”。再比如,1936年4月27日,宿营兹列,日行50里,记事为“本日渡过金沙江”。
“如果不是弄丢了第一本长征日记,这两本可能会是记载红军长征历程的最直接的文字材料。”吴持生遗憾地说。
第二个盒子是满满的,大大小小足有四十本。吴持生一本本地翻开,告诉我们:“这里记录了吴德峰在1945年至‘文革’以前,包括任武汉市首任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副主任、最高院副院长等职务的时候,每一天的工作内容,没落下一天。”
这些日记写得密密麻麻,记下了所有与会人员的发言内容,细到一个数字、一个人名地名、一个观点,也包括一些批评、反对意见。比如1949年6月3日这天,议题是“讨论物资问题”,写道“十天内物资紧张”,列举武汉市的具体情况:“6-20日,二道米价格上涨20%,小麦涨44%,麻油涨32%,海盐涨12%,棉花涨72%,二十支纱涨16%……”后面则分别列出同期上海、长沙、平津等大城市的物价比较。
一市之长,为什么会速记这么多数据,难道相关部门没有汇报材料吗?对于记者的疑问,吴持生说:“应该有的,但是我想,父亲身为市长,意图在于把这些数据材料印在脑子里,速记一遍印象会更深刻,了然于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很少用发言稿,最多让秘书拟个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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