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大校长：教师沦为论文生产机器有损尊严

    
    我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社会角色上说，我首先是一名教师。我感到，不能把教师当成一个论文的生产机器。把教师当作生产某种量化东西的机器，这个有损我们的尊严。
    ——李培根
    “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温家宝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尊严论”，引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强烈反响。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教师尊严和高校责任时说：“大学要创造良好的氛围，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创造条件让师生可以自由地批评校长。”
    谈尊严
    不能把教师当成论文生产机器
    记者：李院士您好！总理在报告中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您怎样理解“尊严”二字的内涵？
    李培根（以下简称“李”）：“尊严论”最早是总理在今年新春团拜会上提出来的。这次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我理解，对不同的人而言，“尊严”有不同内涵。比如对那些仍在贫困阴影中挣扎的人，吃饱肚子就是尊严，即我们常说的生存权，这是最基本的尊严。而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的尊严有更高的追求。
    记者：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您认为现阶段“尊严”的内涵主要是指什么？对知识分子呢？
    李：现在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吃饱肚子”问题已经解决。“尊严”更多的是强调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要得到尊重，比如在拆迁、就业、医疗和教育问题上。再往上，就是要享受改革的发展成果，追求个人的发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我个人理解，对高校里的识识分子而言，最高层次的“尊严”是自由——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学术无禁区。
    记者：当下，损害教师“尊严”的表现主要有哪些？
    李：也正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有部分人感到不是那么有尊严，总理才讲“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我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社会角色上说，我首先是一名教师。我感到，不能把教师当成一个论文的生产机器。把教师当作生产某种量化东西的机器，这个有损我们的尊严。
    谈学术
    干部不能利用资源经营“学术”
    记者：您现在是多重身份——教师、院士、校长。我听到不少高校教师抱怨说，校长、院长、系主任等人，因为有行政职务，在争取课题和科研经费上有更多优势。
    李：行政干部利用行政资源，过多地占用学术资源，这种现象在中国高校确实存在。我在华中科技大学一再呼吁，希望大多数一流学者不要参乎行政上事务。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教授热衷参与行政事务呢？肯定是存在一种现象：拥有了行政资源后，谋求学术成果更加便利。
    我希望行政干部，特别是校长和院系领导要有服务意识，我们的职位是为教师群体服务的，首先要考虑学校和院系的发展。而在自己的学术“自留地”上，要自律，不能利用行政资源去经营“学术”。我们常说“做学问”，学问是“做”出来的。
    记者：如何能让知识分子不再热衷参乎行政事务呢？
    李：制度安排很重要。比如在学术上，要有一个机制，不管你是校长也好，院长、系主任也好，大家在学术上一律平等，评价时每人一票，同票同权，减少附在行政职务上的话语特权。
    举个例子说，因为我是校长，我想做一个什么课题，或者参评某个奖项，通常下面就有一批人围着我转，他们忙着到处去拉关系。而现在，有什么制度不让他们这么做呢？
    谈责任
    高校有引领社会风气的责任
    记者：教师热衷行政事务，干部以权谋学，就是平常所说的是“大学行政化”。但是不也有一批学者始终坚持做学问吗？
    李：确实如此，我身边就有一批学者，他们始终不为外界的诱惑所动，潜心做学问，他们是知识分子的骄傲，也是需要大力倡导的。教授们要有坚守，要能抵御外界的诱惑，守好教育这块精神的净土。高校教师也有一个自己的追求问题，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了，基本尊严解决了。不能看到个别处长有小车坐，吃喝能报销，就不再想坐十年“冷板凳”。
    记者：前段时间看了一条新闻，说是某高校的几个老师，将科研经费分掉了拿着去买彩电。
    李：这是很不好的。在一个过于功利化的社会里，社会的大环境和风气，肯定会在大学里有所反映，出现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但是高校有引领社会风气的责任，我们常说大学有三大功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我认为还应有一个引领功能。引领什么？引领社会进步、经济进步、文化进步。一所一流大学，对社会应能有一个引领作用。
    比如腐败问题，其实与企业和政府相比，高校要廉洁得多。但为什么社会舆论对高校腐败案格外关注？因为大家都认为，大学是一个精神家园，当然应该比较干净。
 谈批评
    “师生批评校长没任何问题”
    记者：温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我们常说，一个好的学者，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你如何看待普通教师或者学生对你的批评？
    李：上面讲过，知识分子很看重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批评自由。相比较而言，大学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虽然这里也有官本位。比如在大学里，学生和教师可以很自由地批评校长，但是在政府和企业里，下级公开批评上级，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记者：你遇到过普通教师跟你“叫板”吗？
    李：不仅遇到过，还遇到过很激烈的。比如前不久，就有几位教师在华科大校园内扯起横幅，表达对我的不满。出现这种情况，我“既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更不会把他们怎么样”。至于学术上的意见分歧，大家更是平等的。
    还有一次，一名学生在清华大学的BBS上发贴攻击我，将我列为“华中科大三大恶人之一”。有人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就给学校宣传部打电话，让他们干脆将那个贴子转到校园网的BBS上。平常校园网上有关攻击我的贴子，除非涉及人格污辱的，否则我都要求宣传部不要删除。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转载那个贴子呢？
    李：有一个学生也曾这么问我，问“转载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没有其他目的，只想说明一个意思，校长是可以“随便”批评的。一个大学要创造良好的氛围，行政干部要学会在批评中成长，要让人敢讲真话。高校有引领社会风气之责，校长也有引领之责。只要你行得正，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本报特派记者 刘骞 吴睿 王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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