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令依法行政蒙羞

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话满含宽容与自由。真话就属于一种观点，并非一定得准确，表达个人真实想法的话，也可称之为真话。说来奇怪，N年过来，在官场，居然会出现“讲真话越来越难”的尴尬局面。为什么难呢？原因无非两点：一是讲真话没人听，讲了也白讲；二是讲真话会招致打击报复，远不如讲假话带来的收益高。在这样的语境下，官场话语体系中往往存在着去真存伪的现象。

很明显，讲真话越来越难的主要原因是第二点。如果讲真话没人听也罢，但作为一种符合人性和法治的表达自由或发泄方式，真话依然有着极其深厚的生存土壤。而一旦让这种表达的自由和方式被人为地围剿之后，不好的示范效应自然将真话一步步逼入死角。这不，又一个“因言获罪”产生了：

3月11日，湖南双牌县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举行开幕大会。会上，县政协委员胡佐军作了关于招商引资的发言。发言“很有水平，指出了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然而，这一“有水平”的发言却引起了县委书记郑柏顺的不悦，胡佐军因此被责令检讨并停职。（4月20日《信息时报》）

胡佐军“有水平”的发言，这里就不重复了，大家找相关新闻看看。平心而论，胡佐军的发言即便无水平，但从发言也绝看不出他“有政治野心，目无组织纪律，个人英雄主义膨胀”，更没有涉及国家机密。至于书记为何要发怒，有人说是胡佐军讲出了招商引资存在的一些问题，更多的人说是他“说话语气像书记”，抢了书记的风头，不管事实如何，书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如果说古时的文字狱、因言获罪案例令人发指的话，那么当今社会的“因发言而遭受处分”亦令人心寒。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十七大提出尊重公民的表达权、监督权，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站在现代法治的角度看，批评监督政府是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也是现代政府自我检视、自我完善的必要一环。胡佐军身为政协委员，大会发言更是其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主要方式之一。具体到胡佐军而言，其发言不管是对错，都是其行使表达和监督权利的自由，他是否“有政治野心，目无组织纪律，个人英雄主义膨胀”，也断不能由个人随意给其盖上大帽的。

现实中，一些地方官员较低的政治觉悟和法治意识，是导致真话难行的最大掣肘。从召集开会到处理胡佐军，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我们还看不到程序化、法制化、规范化的东西，自始至终，都赫然印着“权力”二字。这是胡佐军的悲剧，更是依法行政的悲哀。

常说，和谐社会是让人人有饭吃，让人人有话说。这个有话说，绝不是动用权力威逼、打压真话之后，剩下的一片附和之辞。从胡佐军委员因言获罪事件看出，政府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让人民批评监督得安全，不能让批评监督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儿——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保障制度，更要做到违法必究，让批评监督者不再担心受到报复或追究，而让不愿意接受批评监督者，以及打击报复批评监督者付出惨重代价。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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