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两则新闻相互呼应，互为印证。据报道，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等奢侈品，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的，这些特供官员的奢侈品经过环环周转、层层过滤而变现，这个过程已经在一次次实践中衍生出了日渐完整的“产业链”。（2010年4月19日《瞭望东方周刊》）另据报道，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表明，去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达到96亿美元，而根据麦肯锡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2009年中国市场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就是由“送礼需求”构成的。（4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
送礼能够送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一个规模近百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足见“送礼”风潮之炙。可怪之处不在奢侈品，而在为权力“量身定做”的“特供”上。据说，在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可见贪官的喜好是变化的，而不变的是权力的狂悖。据说为了淡化行贿受贿色彩，送礼行贿手法花样翻新，比如“雅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可即便再“雅”，终究还是“贿”呀。
在我看来，斩断“特供奢侈品”的腐败链条，还是得从规范权力的角度努力。要消灭贿赂手法“创新”和“特供奢侈品”产业链，必先消除“送礼需求”和权力的腐败空间，最好的办法就是金融实名制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
韩国就自1993年推进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和金融实名制，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如今，财产公示已经成为韩国公职人员的“例行公事”。但我国的《财产收入申报法》虽经常年呼吁已经列入立法项目，然而至今尚未正式立法；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虽然进行了不同范围的官员财产申报试点，但距实际制度需求和民众期待仍有很大距离。
◇ 释均（广东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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