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的力量不止于立法者

◇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29日下午在北京闭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家赔偿法。在赔偿范围、赔偿标准上取得重大进步，完善了赔偿程序，并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违法拘留需赔偿等作了明确规定。

尽管是迟到的进步，至少再次证明了时代向前的大趋势。不用过多地纠结于为什么国家赔偿法当初不够完善，以至于而今需要修改。每一个时代都是有局限性的，有很多不得不面对的处境和难处。国家赔偿法从无到有，至少结束了国家不赔偿的时代，这个意义有多么的重大不需多说。

我们回过头再看，尽管有国家赔偿法，但是不够完善，所以需要修改。很多时候，法律的漏洞和不完善，已经成为了时代新的阻碍，甚至是对公民权益的损害。比如错拘会变成打击上访者的武器。往往被抓捕、拘禁的人员，未必涉案，有可能是出于报复、教训，包括打击上访人员，这些都是源于权力的滥用。动辄滥用警力非法抓人的情况，这个不用说，根源在于权力来源、监督、制衡机制存在问题。

显然，这些不是一个国家赔偿法可以解决的。何况所谓精神赔偿，其实被换成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能有多少呢？所以，根本上，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随意拘留和逮捕、关押的诸多深层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一般为14天，特别情况可延长到37天；普通嫌疑犯逮捕关押的时间为2个月，案情复杂、情况特殊的还可达5个月。这样大的弹性，让长期关押缺乏障碍，并且不用负责。

类似事情近年不少，最终都没怎么负责任。可见，法律的留有余地，为随意拘留留下了空间，但即便没有这个空间，如果权力不受监督，还是敢于随意抓人。不仅如此，是否获得赔偿，还需要政府或者法院来做裁决。让犯错者自己来裁决，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假如司法不够独立，那么法院会不受理或不敢受理此类案件，就是受理了，判决有可能存在不公正。

这些问题一下子不可能解决，但是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时候，至少应该最大程度考虑进去。至于如何才能被考虑进去，很显然需要畅通并增加公众在立法、修法问题上的权重。何况，这些事情关乎公众利益，公众的热情不必低估。要知道，立法是一件系统性的事情，修法即是对系统漏洞的修补。如果老是埋头修修补补，不管周遭的变化，不最大程度满足公众需要，不进行全面的考虑，过不了几天，又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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