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宝押在韩寒身上

◇ 廖保平

本周，有一个文化事件，即韩寒候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并最终获得“艺术家与娱乐界人士”第24位的排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甚至将会记录于历史。

在谈这个事件之前，先引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讲的一故事：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说者与听者都心知肚明，那些话都不能当真，不要天真地认为对方真的是请吃饭，自己也不会傻到真的就跑去赴宴，这都是客套，把假话当成了真话来说，把假事搞得像真的一样。

推衍开来，我们会在很多领域碰到这样的事，大家都去维系这种假模假样。这样搞来搞去搞久了，假话假人就多起来了，真话真人变少，大家都这样维持着，哪怕明明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也会说皇帝穿得威严华贵。

举柏杨的文字的想法很清楚，韩寒这样的人，不按“常理”出牌，不够“客套”，面对真相，做不到假装没有看见，更做不到昧着良心说假话；不合我自己的判断标准，我就不接受；是比较“西化”的，自我的。在中国，这样就显得特别另类，甚至有些人特别不习惯——他怎么不懂规矩呢？

是的，韩寒是在破坏一些“规矩”。但是请注意，韩寒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扮成圣贤、勇士、真理他妈，郑重其事地训导。相反，他的姿态经常是很低的：我并不是要显示自己多么高尚，我恰恰是要贬低自己来显示被批评者更低劣，如果我这样显得丑陋，那一定会显出你更丑陋。

这有点痞子式的战略，又比王朔式的油滑显得真诚许多。记得人们称韩寒为“公共知识分子”时，他调侃而又真诚地说：“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厕所有时候是一样的，供人临时发泄，泄完了还不打扫，并且必须是免费的，你要是收五毛钱草纸费就还得踹你两脚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公共厕所，那么很多人只能在街上拉屎了。所以这个角色有时候其实很可悲的。”

这就是韩寒式的战略——虽然我是藏污纳诟的厕所，但脏乱与否，有你的“功劳”，我永远是你文明与否的镜子，始终照见你的德行。尽管如此，韩寒并不直接，而经常是绕着弯子，这样的话语方式又很不“西化”，反而特别中国化。有人把韩寒与鲁迅相提并论，我认为其中最为相似的一点，就是他们面临相同的命题，会尽量安全地把真话说出来。

我曾撰文《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消灭自己”》谈到，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而在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正如耀眼的星辰冉冉升起，原因故然多方面，尤为主要的是公众利益表达和传导渠道的不畅通，公众急切需要有良知有智识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传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于是呈现出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需要。一旦形成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公民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争取到自己应得的权益时，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并非韩寒有多么了得，而是时势造英雄，是因为现在需要韩寒式的人。事实上，比韩寒有学问、有才华、有思想，甚至比他更为激进的大有人在，但他们没有韩寒那么大的“典型性的”号召力，韩寒一个人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时评人的总和，以及中国所有教授的总和，尽在情理之中。难得的是，韩寒能以英雄之身造时势，想方设法以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中国进程，这又是他更为可贵之处。

有人说，中国应该有1000万个韩寒，似乎这样，中国就海清河晏了，当然，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期盼，我也是这样希望的。但我又觉得，中国有那么多的韩寒是十分不正常的，就像当年有那么多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不正常一样。怎么才正常呢，我想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要是韩寒出生在美国，他说不定也是千千万万不满青年中的一个，没有工作，家庭破碎，教育低下。”我觉得那样相对正常，每个人都能依据有秩的规则争得自己的应得，而不是把希望押宝般放在一个另类的青年人身上。

这是韩寒的幸运，但一定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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