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何以成了摆设

长江商报5月8日报道 在刑事司法领域，人类文明已经步入了公诉时代，侦控机关背靠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并承担控诉的责任。控诉在司法中就是要用合法采集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如果现有证据并不充分，那么，法官只能按“疑罪从无”来处理。

上述答案和解释都指向“应然”，但现实的回答却常常相反。“罪疑惟轻”仍然存在，刑事司法实践不断在为我们提供新的例证。曾经是佘祥林、杜培武，而今是赵作海。

5年前，佘祥林案轰动一时。这位湖北京山县的农民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发妻。1994年和1995年，佘祥林两次被宣判“死刑”，后又因证据不足“幸运”地逃过鬼门关。证据既然不足，按“疑罪从无”佘祥林理应被宣告无罪，然而京山法院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有期徒刑15年。过了15年，出走的佘妻回到京山，一起冤狱就这样因 “被害人”奇迹般地“复活”而告洗白。

佘祥林案引发了中国法学界的集体反思，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也提上日程。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为重”为原则的修订草案，试图建立更严格的规则来强化“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落地。但这份草案却遭到了侦查机关的强烈反对，至今仍然悬搁。

于司法实践中，“佘祥林第二”又不期而至。据5月6日人民网的报道称，9年前，河南柘城县村民赵作海被指控杀害了邻居赵振晌。虽然警方连死者的身份都没有鉴定清楚，但赵作海仍被判处死缓。直到今年5月2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里。一宗冤狱又因这偶然的“死而复生”被揭开了盖子。

可见，“罪疑惟轻”的司法基因仍在顽强地发挥作用。在不少司法官员的眼里，能从轻就不错了，还想什么“从无”！

据报道，赵作海案的主要证据仍是被告人的口供，而口供又往往来源于刑讯逼供。但“证据不足”并未构成被告人无罪的法定事由，而仅仅是法官酌情轻判的一个情节。是赵案中的法官们不懂得“疑罪从无”的法律规定吗，当然不是!

之所以疑罪不敢从无，而要“从有”或“从轻”，这是因为，刑法的“刀把子”功能仍然为各地党政主要领导和政法机关所着重强调。惩罚犯罪优先，而不是惩罚与保障并重。现实中运行的“疑罪从有”实则让白纸黑字的国家法律尴尬不已。

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里明确写着：“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原则的确立，曾被视为我国刑事司法文明的一个飞跃，而今，它却成了一个笑话。而我们期望这样的笑话不要一再上演。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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