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平均与效率的“均平”主义

长江商报5月15日报道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对平均主义很熟悉。当时的主流说法是，中国人从古到今，一直都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观念。正是这样的历史造成了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平均主义。

这样的说法犯了双重错误。首先，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绝不是什么平均主义时代。计划体制绝不可能是平均的，它是一种由权力按照身份配置资源的体制。因此，农民与工人绝对地不平均，农民、工人又与干部们绝对地不平均。身份不同，对资源的占有就有极大差距。只不过，那个时代的货币化程度较低，这种差距没有以非常瞩目的物质差距呈现出来而已。

但是，大家反正以为中国经济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平均主义，由此，改革方案的设计本能地反弹到效率的一侧，改革的诸多措施就是放纵、甚至有意拉开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据说，拉开收入差距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货币可以成为促使懒人努力工作的鞭子。因此，很多政策在设计过程中过多地考虑利润激励作用，而没有考虑收入配置的均衡问题。

说起来，这样的改革确实产生了极高效率，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迅速增加。但是，财富在不同群体、不同人之间的配置却严重地失衡了。越来越多的人们也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发出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呼声。但如何调整？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的伟大治国智慧。

下面就该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人所犯的另一个错误：古代没有平均主义。他们总爱搬出孔子的一句话作为国人偏好平均主义的依据：“不患寡而患不均”。但说这就是平均主义，实在是望文生义的结果。

此话出自《论语·季氏篇》，其上下文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所说的“寡”是指人口数量之寡少。春秋时代人口稀少，人力资源最为珍贵，贵族们竞相吸引人民。所以孔子说，人口少不要紧，关键是“政理均平”。

这个政理均平，是何晏对“均”的解释。朱子注四书则解释“均”意为“各得其分”。这个意思十分接近西人对正义的经典解释，优士丁尼《法学总论》第一句话说：“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坚定而恒久的愿望”。而只有政府的制度比较公正，民众才有可能“各得其分”。因此，孔子所说的均，其实是指正义。

当然，至少到了董仲舒那里，“寡”就用来指财富之多寡，这样，均也就是指财富的配置比较均衡。今人正是这样理解“寡”的，但没有正确地理解董仲舒所说的均，并不是平均。儒家不可能主张平均主义观念。儒家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因而，占有的资源、享有的收入也可以有所差别。但儒家又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此即所有的“均平”。

因此，按孔子的理解，一个国家，不怕财富总量寡少，关键是财富在全社会的配置是否均平、均衡。如果分配相对均平，或有富裕之人但没有赤贫群体，整个社会就可以上下和睦，国内秩序就比较安宁，这个社会在国际上也可确保安全。反之，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存在一个赤贫阶层，这个社会迟早将陷入动荡——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针对财富问题提出的治国原则，既不是人们误以为的平均主义，更不是现代经济学所主张的效率优先，而是合乎中道的“均平主义”。它的意思是，政府必须建立合理的制度，并公平执行法律。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维护正义，如朱子所说，让每个人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各得其分”。这样，财富的初次分配大体就比较均平。在此基础上，政府也可以进行适度的二次分配，以缩小经济过程自然造成的贫富差距。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现代语境中发展了这种均平主义的治国理念，这尤其体现于民生主义主张中。中山先生一方面主张发展现代工商业，但他未雨绸缪，又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防范现代经济发展可能导致的贫富悬殊，而有了一个“均富”的治国原则。

要改变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太大这种状况，不妨回到古代儒家圣贤那里，回到孙中山先生那里，发掘均平主义的治国智慧，以此原则安排经济政策、社会政策。

作者系北京学者

◇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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