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自由与不说的自由

 ◇ 廖保平
    想到这个标题是因本周的两个事情，一个是蒙冤坐牢11年的赵作海很“幸运”，当年的“受害者”“复活”，赵作海被还以清白，并获得国家赔偿。一个是近日，颇有争议的网络实名制有了新进展，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及推动论坛、BBS等各种网络互动环节的普通用户实名制。
    细观赵作海案发现，对于自己的冤屈，赵作海开始时还申诉，后来就不再申诉了。不再申诉不是说他选择了沉默，恰恰是他不能选择沉默的结果，他不能以沉默权来抵抗刑讯逼供，是造成错案的重要原因。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办案人员要指控某人犯了罪，就得自己举证，嫌疑人不必自证清白，也不能被迫自证其罪。当人证物证不易得时，口供就成了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证据。如何撬开嫌疑人的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嫌疑人在说与不说之间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假定不说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而说可以减少身心痛楚，试问有几个人会选择沉默？
    有记者问赵作海，为什么会供述自己没有做过的杀人行为。他描述了被公安部门刑讯的经历。说从抓到派出所起，就受到拳打脚踢，他头顶上的伤疤，就是用枪筒狠击留下的……“被打得生不如死”的赵作海供出了莫须有的“罪行”。
    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嫌犯有从实招供的义务，而不享有沉默权，沉默权的缺失，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土壤。诸多“成功案例”也证明，刑讯逼供能够撬开嫌疑犯的嘴，拿到想要的证据。但是，法律从来就不能只以追求结果为目的。假定仅仅以打击犯罪、震慑民众、维持秩序为目的，像古代那样，用杖刑、凌迟的办法更有效。可是现在，连对罪大恶极的、被处以极刑的罪犯都使用人性化的处决方式（如注射），对一个尚不能完全定罪的人使用残酷的、极不人道的逼供，岂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说嫌犯犯有不可饶恕的罪孽的话，那也只是个体的，如果刑讯逼供是常用的追诉犯罪的手段，则是旧罪添新恶。因为，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举，才能最终保证司法公正。刑讯逼供首先从程序上破坏了司法公正，其带来的负效应远大于个体的罪恶。
    有人说，国家的司法公正首先从公民拥有沉默权开始，确实，拥有沉默权，才能让刑讯逼供失去借口，让法治体现人道的光辉。现在讲以人为本，是该赋予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时候了。
    与沉默权对应的，是言说权，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都该拥有。网络实名制之所以争议不断，就是因为很多人担心这是限制公民言说权利的手段，即便是“前台虚名，后台实名”，仍然等于在言说者的身后装置一双紧盯的眼睛，难怪有网友说这样会给人“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威慑感。
    对网络实名制一直有对立的声音，支持者认为网络是一个公共空间，自由是有限的，实行实名制，可以预防和震慑部分不法之徒散布虚假信息、从事诈骗犯罪、制造社会恐慌和社会冲突；可以使坏人难以借助匿名手段和工具肆无忌惮地干坏事。
    我想说的是，从报道看到的侦破网络犯罪，包括网络“因言获罪”的案例来看，好像无论是谁，执法部门都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把他们找出来并绳之以法，跟实名不实名无关；而一般稍微出格的言论，基本上通过网管和版主删帖就搞定了，以此为由实行网络实名制很牵强。
    事实上，当个人越来越原子化的时候，是网络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无数分散的个体吸引到公共议题、共同关注上来，经由互动交流建构集体认同感，使可忽略不计的个人力量演变为社会整体性力量，甚至会形成社会运动，从而深刻影响现实社会。
    在此之中，每个个体不受威慑的言说，是集体认同感建构的前提，要是因为被害怕而不敢说话，被迫选择沉默，网络的活动场域意义必将大打折扣。实名制因为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威慑感，让人怯于发声，从而影响网络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这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
    广义上说，完全的公民言论自由包括说的自由和不说的自由；说这个的自由与说那个的自由；以及如何说的自由，其中，说与不说的自由最为根本。刑讯逼供强迫撬开人的嘴，剥夺了公民不说的自由；网络实名制则在尊重公民说与不说的自由，以及如何说的自由的方面，有考虑欠周之嫌。
    这说明一个问题，宪法固然规定公民拥有言论自由权，但缺少具体的保障性规定和措施，容易因缺乏操作标准而给伤害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为留下空间，体现在司法中的是刑讯逼供，体现在其他方面，网络实名算不算是一例呢？总之，这不免会让我们在说与不说之间作艰难痛苦的抉择。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