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拿安全锤”签名或贬损公民人格

长江商报5月17日报道 公交车上小小的安全锤，最近牵动了无数武汉市民的神经。市公交集团通过媒体宣布说，武汉公交车上每年失锤万余把，令其苦不堪言，无奈之下只好出下策以“安全砖”替代之。而现在，安全砖又突然被叫停，仍选择配齐安全锤。

城市公共物品被盗，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武汉街头的窨井盖，就常常被盗。安全锤丢失之所以更让人不安，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这把红色的小锤子几乎没有盗窃的价值：一把小锤成本价才8块钱，如果卖废铁可能不到一块钱；从使用价值上说，它甚至连一个核桃都砸不开。因此，对盗锤者的谴责，更多地集中在怀疑其素质太低和公共物品保护意识缺失方面。

痛感于盗锤者损人不利己，武汉媒体发起了“送安全锤回家”的大型互动活动，试图以此为契机，唤醒市民的社会公德意识，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最近一家媒体又发起了“不拿安全锤” 万人大签名活动。对此我们是万难苟同的，而且有一种被人当成了“盗锤嫌疑人”的屈辱感。

市公交集团说，武汉公交每年丢失安全锤1.5万把，每月补齐要花三四千元，而且要不停地补。相信公交集团提供的数字是真实的，也理解“要不停地补”确实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但是，武汉有830万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则有上千万，而一年丢失的安全锤为1.5万把，即使不考虑有的盗锤者可能“重复作案”，发案率也仅为千分之一。应对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需要发起一个将人人都裹挟其中的“不拿安全锤”万人大签名活动吗？假设倡议活动现场，恰好有一位偏好“拿”安全锤”的人，他能拒签吗，勉强签名后他一定会“金盆洗手”吗？

我们不妨再深究一下：“不拿安全锤”万人大签名活动背后的逻辑假设是什么？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任何公民不得自证其罪。也就是说，公民在受到国家公诉机关起诉时，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他只需要推翻公诉机关提供的“有罪证据”就够了。因为司法制度设计的前提，就是假设每一个公民都是清白的。“不拿安全锤”万人大签名活动，表面上看是一份维护公共利益的自律性倡议活动，实质上深层次的逻辑假设，就是把每一个乘车的顾客当成了潜在可能的“盗锤者”进行防范。

班上有同学钱物丢失了，老师查不出真凶就让全体学生翻口袋，以自证清白。超市里的商品疑似被盗，安保员就强行对所有顾客搜身。这些贬损公民人格的事情，过去曾在我们身边大量发生以致引发悲剧，现在随着公民权利意识提高，越发受到了普遍抵制。然而，另一些变相贬损我们人格的事情，由于穿了一件貌似正义的“马甲”，就大行其道，甚至受害人还在为其鼓掌。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高考前签订诚实守信协议书，万人签名不做“垃圾虫”、“不酒后开车”等等。

对一件事情，一种倡议，感到认同，于是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种签名本身，成为一种个体价值观的宣示，一种仪式，无可厚非。然而，个体的价值观动辄被夸大为集体诉求，演化为万人大签名活动，这样的仪式，除了能证明活动发起者取得了巨大成功外，恐怕没有更多的其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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