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效应”辩

◇ 本报评论员 刘骞

5月12日，陕西南郑幼儿园凶杀案再次震动全国。这已是短短两个月内发生在我国的第六起校园血案。一连串血案，使校园安全问题骤然升级。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严防类似悲剧重演——这些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最近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即认为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是因为媒体过度渲染产生的连锁反应。有教授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呼吁，要“警惕媒体报道带来校园血案示范效应”。而此前，我注意到网上也有类似的声音。

诚然，媒体作为社会公器，面对这种令人发指的“凶案”时，有正面引导舆论的责任。比如在版面和时段安排上，不要过于突出和集中；对犯罪细节，不宜过多暴露；不仅要报道事实，还要报道更多理性的意见和解释，疏导社会情绪，等等。

但是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简单地将接二连三的校园血案归咎于媒体报道的“示范效应”，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一种极端事件曝光后，类似 “翻版事件”接连出现，并不是“杀童案”出现以后才有的社会现象。

比如现在大家对“处女卖淫案”并不陌生。印象中，全国首例“处女卖淫案”的主角是陕西一个叫麻旦旦的姑娘，发生的时间是2001年。“处女卖淫案”以其极端性、荒唐性和闻所未闻的罕见性，引起了全社会高度关注和愤慨。不料，“麻旦旦”很快就变成了“麻旦旦们”，金磊、高莺莺、张翠英、崔坤菊等相继被曝遭受了同样的冤情。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说“麻旦旦”变成“麻旦旦们”，是因媒体报道的示范效应所致。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媒体开始意识到，类似冤案是可以公开曝光的；“麻旦旦们”也意识到，她们的遭遇对媒体来说，是有报道价值的，维权不需要再靠个人的力量“单打独斗”了。

荒诞的、恶性的、闻所未闻的事件，只要有一个被曝光了，接着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这种社会现象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比如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现象”，受害人复活的“佘祥林现象”。一个个“翻版”的出现，不仅不能说成是媒体报道的示范效应使然，甚至我们还不能断定“翻版”就一定比“原版”发生得晚，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它被曝光的时间晚一些而已。

从历史上看，新闻报道恶性屠杀事件会产生“示范效应”，也是站不住脚的。当年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德国纳粹党疯狂屠杀犹太人、卢旺达的灭绝性的种族大屠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息都是被严密封锁的，但是，你能说因为媒体没有报道，它就不存在吗？相反，对这些反人类的行径曝光得越彻底，才能防止悲剧重演。

再回到校园血案，媒体的报道带来了什么？正是经过国内多家媒体对“郑民生案”的充分报道，校园安全级别才上升到国家高度，让人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地也出台了各种防控措施。换言之，媒体的报道不仅不是在教唆犯罪，还起到了敲响社会警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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