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和善政，谁更值得期待？

本报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通知规定，对于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保障以及未制订应急预案的，一律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

这是昨日的一条要闻。单独看它了无新意，但同日看另一条新闻，后者似乎为前者提供了某种注脚：河北邯郸广平县实施“11168”工程，十天突击拆除千户居民住房，这些拆迁都是在没有签订补偿协议、没对群众进行妥善安置的情况下进行的。

全国每年发生的征地、拆迁纠纷数以万计，因野蛮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和群体性冲突屡屡发生，现实逼迫人们不得不回头审视现行法律政策的漏洞。很快，法律学界甚至单枪匹马的维权者都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居民手握“两证”的住宅等不动产，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不是产权）和地面建筑物的产权；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改造，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搬迁。而现实中，拆迁主体从本质上说是拥有强大公权的政府。如此一来，它只要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基本上是“想拆哪里就拆哪里”。

基于这些认知，当今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时，法律学界提出一系列法律制度诉求，比如“尽快承认市民的土地产权”、“改变政府事实上的拆迁主体地位，土地使用权转让交由客观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以市场手段运作”、“征地的前提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等等。

法律制度设计不良，无疑会助长侵噬公民利益的行为。然而，广平县“十天拆千户”的疯狂行为，让我们难以对正在酝酿中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期待过高。即使法律承认了“市民的土地产权”又如何？至少按照现行法律，广平县居民对“地面上”那部分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是拥有产权的吧，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而且拆之前根本就不听证，不签订补偿协议，不安置过渡，而是听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住进麦地旁边临时搭盖的窝棚！

人们都期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尽快出台，代替已不合时宜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是在强制拆迁的制度根源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很难指望新法甫一出台，野蛮拆迁、暴力拆迁就立马作古。比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有一处创新广受好评，即将“拆迁”改为“征收”。然而，6个月后长沙市就“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拆迁”改为“征收”，但是被拆迁户们很快就发现，在“征收”名义下，补偿标准并无改观。

暴力拆迁作为一个官民博弈现象，它的产生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小社会、大政府”的社会治理结构以及“只惟上、不惟下”的政府权力结构息息相关。试想，如果制度设计迫使官员不仅要对上负责，更要对下负责，如果政府官员的帽子主要握在选民手中，他们会有“十天拆千房”的大手笔吗？所以，与其期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尽快出台，不如在基层权力的制度创新上多动点脑筋。

◇本报评论员 刘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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