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给领导看的”何止逃生演习

本报讯 学校组织的地震逃生演习，异化成了供上级领导欣赏的“演戏”，这是昆明市一位中学生在自己的QQ日志里写下的真实感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演习发生时，教学楼的8处逃生通道只开放2处供学生逃生，其余6处要么闲置着，要么站着一些前来视察参观的“有说有笑”的上级领导。而10分钟后学生们好不容易安全抵达一楼后，又发现集合的地点不是就近的操场，而是更远处的学校正门口——那里也有前来视察的领导。

政府之所以要求中小学定期组织防灾演习，初衷无非是万一灾难真的发生时，希望更多孩子能够具备一些逃生自救经验，减少损失。现在演习变成了“演戏”，不能不让人感到心情沉重。正如这位中学生在日志中所言，“这样的演习，绝对是演习过的死亡率比没演习过的高得多”。

这位中学生无异于那位喊出“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孩子，一语道破了官场大人的无耻。这些年，中小学乃至高校都举行过不少防灾演习，但嘻嘻哈哈的演练场面，总让人感到游戏的成分居多，对灾难的警惕和对生命的关怀居少。这不仅仅表现在演习前，几乎每一位参加演练者都知道灾难是虚拟的，而且还表现在“演习”中没有录像监控，没有一丝不苟的观察记录，演习结束后也鲜见正儿八经的经验教训总结。

中学生惊呼“演习变成演戏”，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成年人谁会对这类把戏感到陌生呢？这类形式主义东西，可以说天天都在成人社会里发生。

“非典”疫情后，中国社会多了一个名词：应急预案。防汛应急预案、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消防应急预案、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环保应急预案、网络安全应急预案、交通拥堵应急预案……中国现在有多少种应急预案？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它们当回事？至少我们注意到，宣布制定了应急预案的部门和单位多而又多，但制定预案时认真听取专家意见、严密论证方案可行性的少而又少。

“应急预案”和“防灾演习”一样，不少变成了下级单位和部门“做给领导看的”。至于有没有效果，是否违背初衷，则是次要的。而现实中，“做给领导看的”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很多荒诞的事件，顺着这一思路去分析，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前段时间，一场暴雨将广州城浇得很狼狈。该市前一年曾斥9亿元巨资治理“水浸街”，然而这场据说是百年不遇的暴雨，让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问题暴露无遗。广州城“受洗”，让国内更多城市有了危机感，人们开始反思：“领导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和“看不见的下水道”，谁更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标准？

河北广平县10天拆千户的野蛮行为，受到了舆论猛烈讨伐。一个年财政收入仅1.3亿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十天拆千户群众房屋，不签订补偿协议，不安置过渡，听任老百姓住到田地边的窝棚里，其疯狂拆迁的动力是什么？真是像当地官员所解释的那样，“利用三年时间改善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吗？这样的话，谁都不会信！恐怕这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工程，是为了往上爬“做给领导看的”。

再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赵作海冤案。赵作海为什么会受到刑讯逼供，直至违心地承认自己杀人？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办案警察破案心切，而警察破案心切的原因，并不是对死者及其家属负责，而是因为公安系统有“命案必破”的规定。说到底，办案警察对赵作海刑讯逼供，乃至其所在单位的领导默认这种违法逼供，都是为了实现上级领导的“命案必破”目标，都是在“做给领导看”。而在他们内心深处，事情的真相，公民的人身权利，社会的正义，都是儿戏，都是可以不当真的游戏。

◇ 本报评论员 刘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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