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标签与身份壁垒

本报讯 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昨日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贫二代”。

“二代”标签化在对社会作出无情总结的同时，我们发现，个体的命运不依托于努力和奋斗而是一些先赋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等。也就是说，在“官二代”、“富二代”越来越处于社会有利位置的时候，公众的焦灼情绪正在上升，而草根精英上升通道之逼仄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可以进入高收入行业和处于社会中的有利位置呢？有研究表明，有权力和财富背景进入高收入行业远远超过了有教育背景者，这也是代际传递日趋固化的明证。现实中，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高官子弟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又有多少权势子弟走上了留学的路途？对这样的场景，我们陌生吗？如此一来，怎能不让公众产生不满和抨击情绪？

“二代”标签化的出现是当下社会流动趋于固化的征兆。当下，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乃至处于悬殊状态，造成了发展能力的缺失。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都具有向优势群体集聚的特性，这就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阻碍“贫二代”群体的向上流动。由于社会隔绝壁垒和阶层壁垒的作用，“贫二代”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已是可见的事实。在代际再生产的问题上，对于“贫二代”而言，父辈的差距正被复制到子代身上。

◇ 朱四倍（河南信阳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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