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一个人大代表有多困难

本报讯 今年4月15日，湘西小城溆浦县一选区，6444名选民，投票罢免米晓东的县人大代表职务。15天后，该县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终止了米晓东的人大代表资格。（5月27日《人民日报》）

米晓东的判刑中，政治权利并没有剥夺，所以他的人大代表职务仍得以保存。虽说司法不能承载政治审判的任务，但一个刑事犯又怎能赢得选民的信任？因此，该县选民多方奔走，希望解除米晓东人大代表职务。

首先，选民们找到了溆浦县人大常委。但该县人大常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无权自行“去掉”某代表的职务。应该说，这是很符合法理的解释。人大代表不同于党政公职，其任免不可能交由哪个上级决定，而只能交由选举者裁断。接下来，选民们又找到一条路径，即通过工作人员劝说，让其自行辞职。但是，一个人愿意自行辞职，当然是离不开一种政治耻感的。米晓东并没有这种耻感，人大常委的工作人员经过规劝，没有结果。

气愤的选民，最后选择了提请罢免。毫无疑问，罢免案的成功，是权利成熟、自信的表现。但仍有困惑的是，提请罢免，为何只是最后的努力？罢免程序作为最后的努力，其实已经多少说明了些问题。

根据2004年新修订的选举法规定，在县级市这样的直选选区，超过50个选民提出请求，即可启动罢免程序。但是，程序如何启动，如何操作，乃至罢免表决如何动员，都是欠缺详实规定与成熟经验的。而且，正如该新闻报道，该县人大机关的预算中，连罢免操作的经费都没有，财力上就是没有保证的。

成功罢免需经半数选民投票同意，但如果连选民参与度、组织动员能力、经费都无法确保，那怎样说明半数是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溆浦县的选民，乃至人大常委工作人员，之所以迟迟没有启动罢免程序，部分原因正是经费困难，以及表决动员存在着困难。

罢免程序跟选举程序不同。选举人大代表，有选举委员会组织与操作，委员会的工作一般在当地或者上级人大常委的领导下进行，这种组织与动员有相当的资源、法律规定以及历史经验做支撑，不用担心选不出足额的代表来。但是，罢免不同。首先，罢免一个代表显然没有选出一个代表那样光鲜。其次，一般来说，罢免程序也会有特定的组织进行操作，但显然不具备选举组织的人员构成条件和组织规范。选举时，会有单位组织拉票，罢免时，就不大可能，这其实也对特定的罢免程序操作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至于立法层面，上位法无明细规定，这个任务一般交由地方性法规完成。地方性法规，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考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为何一些成功罢免案例缺乏复制效应。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法规为罢免程序的启动定了前提，即人大常委会或者主席团事先作出调查并确认罢免理由，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否决权，罢免的主动权不在选民手中。须知，罢免的最大理由就是多数选民不信任，不需要有何渎职事实的确认，这是多此一举的事。

将罢免人大代表的主动权还到选民手中，才能赋予选民行动能力。不可否认，罢免人大代表的案例还不够丰富，选民的行动能力仍然在路上。虽说溆浦县的案例具有示范效应，但放大这一示范效应，仍然离不开在罢免程序和操作上给予立法、组织、经费的保证。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