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权将人按“危险”级别分类

本报讯 日前，山西娄烦对全县“危险”人员进行分类管控。山西娄烦县公安局将其分为8类：极度贫困型、矛盾纠纷型、精神失常型、仇视社会型、身背大案型、行为反常型、缠访闹访型、涉毒人员型，并派专职民警随时跟踪其思想动态。（5月27日中新网）

此前已有不少地区采取了类似举措，山西娄烦的良苦用心，亦可以理解。对于大部分公众，特别是家长来说，更会为此举拍掌叫好。从媒体或官方披露各种调查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少暴力犯罪的肇事者，确实符合以上8类人员特征。

对于极端暴力，我们必须予以严厉的谴责和惩罚。无论其受到何等不公、挫折、不幸，都不能成为滥杀无辜的理由。若非如此，即是对类似行为的开脱，会诱发更多的极端事件。但同时，悲悯和同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宽容和爱心往往是最好的救赎良药。所以，分类管控的同时，直面和尊重、关爱这8类人员，事实上也是一个成熟而宽容的社会应做的事情。

应认识到，分类管控，首先构成了对这部分人群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更何况，以上8类人如何认定，谁来认定，是否会错误管控一些人，都是问题。在恶性暴力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分类管控以上8类人，似有运动式的管控之嫌，同时也会对这群人造成事实上的“污名化”。在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做的情况下，不能对其进行有罪推断，这早该是常识。

不仅如此，对公权力的警惕和对暴力犯罪一样，应是时时刻刻。因为分类管控隐含着公权力扩张的危险，其直接后果是，对部分人群也会造成伤害。此类事件早已不鲜见，所以，严厉的社会控制体系，同样是应该被排斥的。更不用说的是，分类管控付出的行政成本和收益往往不成正比。类似方式，难以持续。

每个人都该受到尊重和善待，那些成为“危险”人物的人，曾经也正常过。暴力与文明并非完全不可对话，往往是极端的对立，制造了新的危险。许许多多的极端事件的发生，其实都佐证了这一点。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尊重“危险”的人，不仅仅是出于法理和人道，也是在尊重和善待自己。

◇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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