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考量“徐闻考官模式”

本报讯 去年底以来，广东湛江市徐闻县人大常委会联合县委组织部，对县政府组成部门、公安系统六个大队及其下属中队等实权部门的领导进行考评。近日, “考官”结果公布: 包括4名副局长在内的6名官员，因“不称职”被免职。（6月1日《南方日报》）

徐闻县“考官”结果表明，当地人大的确是动真格了。这样一种面广量大、程序繁复、费时费力的官场普评，虽然算不上高招，但堪称新形势下的一大治吏亮点。

撇开“硬伤”不论，总体而言，官员能上不能下长期以来是中国政界的一大特色。这样的体制惯性，客观上容易造就与助长某些官员的行政惰性。“徐闻考官模式”的积极意义，并不在于其形式上让那些不称职的官员下课，而在于无形之中释放一种警示信号：今后，即便没有违法违纪现象，只要没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应有作为，照样可以被拿下。

当然，多维度考量“徐闻考官模式”，我们不难把握，当地人大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开展监督工作，相关治吏动作之所以能够搞这么大，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吏治”，完全取决于一方主官的个人执政品性与魄力。由此，我们有理由担忧：在缺乏“贴身制度”的长效保障之下，“徐闻考官模式”除了可以在一个时期内起到某种纠风与震慑作用，大大促进地方政府行政效能的提高，它在破除官场深层积弊方面究竟能走多远？

作为个案，“徐闻模式”的普适意义有多大，是否具备异地可拷贝性，这种运动式的治吏成本是否值得在一个地方高频次重复投入，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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