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新生代农民工谨防“被需求”

本报讯 5月31日召开的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关心新生代劳务工”首次写入了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代市长王荣在报告中提出，政府要努力为一线劳务工尤其是新生代劳务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和身心发展条件。（6月1日《工人日报》）

有迹象表明，一个全社会“关心农民工”的热潮即将到来。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各地党委、政府无论是从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出发，还是从保增长和维稳的功利角度，都必将直面生活在都市的这个庞大群体，直面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合理诉求。

“全社会关爱”农民工是一幅什么样的生动景象？王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论述了政府、企业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责任，深刻精辟。但是，或许是受阅历见识局限所致，笔者总是习惯性把它和一些过去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工会组织给青年工人送书，开办青工夜校。妇联给打工妹送避孕套，讲青春期生理卫生。共青团请心理专家开讲座，发动党员、团员与外来务工人员“结对子”，如此等等。

关心新生代农民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工作，融入社会，乃至在城市安居乐业，这是中央早已有之的精神。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最困惑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和关爱是什么？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将“关爱”落到实处。否则，从主观臆想出发，即使动机再好，活动搞得再有声势，也难免会遇到农民工不领情的尴尬。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某地就开展过一次关爱农民工的大讨论，刚开始讨论的都是一些民生话题，比如欠薪问题、农民工社保问题、探亲假问题，但谈着谈着就走样了，最后热点都集中在农民工的性生活上，最好的办法就剩下一个——开放妓院。

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把握。但是，无论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是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的。打工嘛，无非就是图俩钱儿，首先当然是期望能有一份体面收入，再次就是工资能按月及时发放，不要遇上“黑心老板”，如果还有“三险一金”，那当然是锦上添花了。这些，不就是平常所说的“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吗？

现在比较趋向一致的说法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表现为“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换句话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的诉求更高、更全面，他们不仅渴望一份与付出相配匹的收入，而且还渴望有合理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除了工作之外，能有正常的休息和精神生活。这些也都是人的正常需求，社会需要正视它，承认它。但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是什么呢？是靠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去送温暖吗？也许是，也许不完全是。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还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在很多关乎他们利益和诉求的问题上，他们还是处于“被决策”、“被安排”的地位，而主流社会关心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谨防他们的需要“被需求”。所以，关爱之前，最好是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调研，拿出权威的、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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