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日”何以形成司法纠错机制

本报讯 前日，河南省高院召开会议，将赵作海无罪释放的5月9日定为“错案警示日”。以后，每年这一天，该省的各级法院都要组织干警围绕这起案件反思，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6月3日《新京报》）

河南高院总结的几大教训，譬如坦陈“赵作海案件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法院，是法院的纵容导致了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再如，“凡是案件事实不清的不能定案，凡是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不能定案”，毫无疑问，这是对证据原则的正视与重申。又如，“对下级法院提交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上级法院一般要直接宣告无罪，不能多次发回重审。”这一点如能坚守，则“疑罪从无”的审案原则将能获得制度性保障。

河南高院的反思很到位，总结说到了点子上。但是，这些反思，这些总结，其实又早已是常识。自从类似冤狱一个接一个被曝光，与此相关的反思与总结，已经不少了，而且也是一再重复着。换句话说，河南省高院的反思，也只能算“卑之无甚高论”。事实上，作为常识，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人们一再去确认它们。我们唯一的疑惑，仍然存在的担心，正是这些常识为何一再被颠覆，反思的为何总是同样的内容。

司法制度、原则当然需要在不断的纠错中完善，但是纠错成本如果太高，司法也就没了效率。没有效率的司法，输送的只是迟到的正义。我们都知道，在成熟的法治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一般必然带来相对集中的规模化反思，而反思一般也能快速地体现在行动上，转化为得到修缮的观念、制度、原则、法律文本等等。不在同一个阴沟里翻船，反思才有意义。然而，我们的反思很多时候是重复性的工作。

每年5月9日，组织案件反思学习，并作为制度坚持下去，听起来很诚恳，很好。但我们很想知道，这要坚持下去的“制度”，意思是每年这天要集体反思成为了制度，还是反思所指向的司法制度？作为后者，我们乐见其成，只是类似的决心又已不少，要确保公众对此有信心并非易事。而如果是前者，则只能叫人遗憾，因为这是把仪式当成了制度，把重复当成了加强，把该快速反应的动作分解到了要紧不慢的“组织学习”中。

司法需要纠错机制，因为司法虽不能免于犯错，但不能让同一个错误第二次出现。司法对自身的“审理”，正是将这些重点案件所带来的反思，以及被认可的普遍性原则，通过种种努力予以判例化，而不是相反，将这种制度性的努力变成仪式，变成思想认识上的自我提醒。

一次集中的反思，已经足够，剩下的就应当是渐进性的制度措施。证据原则如何通过立法而确立，法庭如何加强审判工作的独立性，审判委员会如何改善人员构成，司法行政工作如何减免对审判活动的干涉，司法层级如何不被行政级别僭越，诸如此等，需要具体而微的制度性手段，一个一个地去攻克。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谈得太多、太久，我们已经等不及每年一次的反思来满足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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