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贪官“交错朋友”看治理思维

本报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受贿获刑，写下至少几万字的悔过材料，痛陈自己“交友不慎”，在法庭上他也几次强调这一点。（6月7日《京华时报》）

在悔过书里痛陈自己“交友不慎”的贪官一抓一大把，多得我都不好意思列举了，不信您到网上搜搜看。据此也可以认为，许满刚不是意志品质薄弱的特例，“交友不慎”的“贪官”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是值得探究的。

乍听上去，许满刚的说辞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摆事实，难道“贪腐”与“滥交朋友”不存在某种关联吗？讲情理，官员总要交朋友，谨慎点，交些良友，难道不好？

官员的朋友，与官员的贪腐是有关联的。但关联是一回事，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另一回事。最简单的例子，公鸡打鸣与太阳升起总是同时发生即存在关联，但杀光所有的公鸡不意味着太阳不会升起。即使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着因果关系，也不表示能置于公共事务的考核、评价体系之中，好比罗斯福因残疾而发奋最终当上了美国总统，他的残疾和做总统也许有因果关系，但残疾与否决不能纳入选举或评议总统的指标体系。很多人在试图厘清“贪腐”与“滥交朋友”的关系时，常掉入因果陷阱，却可能忘记，无论二者是何种关联，都不应以“悔过材料”这种话语形式，堂而皇之地使“滥交朋友”俨然成为腐败成因之主流。

何为“朋友”？有人在呼吁官员要“慎交友”时说，官员要“像唐太宗一样喜欢魏征这样的诤友”。比喻的僭越之处就不谈了，不伦之处却不能不指出：假使连唐太宗与魏征这种关系都能称之为“友”，天下还有什么关系不能称之为“友”呢？

问题恰恰在此。中国的传统，要成事，首先靠亲族裙带，次之靠哥们朋友。最终坏事了，便是“朋比为奸”，成事了，就是“桃园结义”。也就是说，将公共事务私人领域化，将公共关系朋友化，朋友关系哥们化（亲属化），是几千年的习气，这传统，至今仍有残余。

有此传统，将职务行为强行与私人行为并进一步与私德联系起来，就是必然。古代君王治理不力，下“罪己诏”，只会说“寡人失德”，绝不会说自己智商有问题或者体制安排给了帝王犯大错的机会，便是一例。大概是“罪己诏”形成了范式，连我们从小写检讨书也都是有格式的——提起笔来，写什么呢？自然是平时听到最多的要求。落下笔，便是“没听老师的话”，“和社会少年混”，等等。与之类似，既然平日督促官员更多的是“领导干部要慎交友”，出了问题当然是由于“交友不慎”了。

领导一定有朋友，和每个人一样，他既有交到益友的可能，也有交到损友的可能。既然几千年来，没证据表明人们因为圣人的教诲交到更多益友。理论上，“坏人”总量一定，“益友”都给官员交了去，“坏朋友”留给谁呢？当然，理想状态下，坏人最好都没有朋友——大家都知道这是乌托邦的想法，存在道德高蹈与实际表现严重分裂的风险。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三天两头宣讲“大诰”，要官员们讲道德，讲学习，倡清廉，结果怎么样呢？

一个具有健全免疫力的社会，官员交什么朋友，私事就是私事，压根就不该搬上讨论正经事的台面上。若还一脸严肃地讨论其中的因果关系，更可谓“穿越”。官员的考核管理，应该是终端管理，看群众满意不满意。说“滥交朋友”，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怕是最典型的坏例子吧？选民居然视若无睹，你当然不能说这是意大利人民道德品质特别低下的缘故。

关键在于，将私德与公共事务强行关联，试图从交友眼光、吃喝口味、性欲强弱……控制施政效果，这种治理思维是几千年的积习。现在，上述穿越性的治理思维，包括与之相关的（暂且不论谁因谁果）督导管理官员的训导话语，是不是也该改一改了呢？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 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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