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成为分配的主角

本报讯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引起了持续热议。上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透露，我国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他还说，中国现在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可年增工资15%。那么，是哪些群体的收入能率先垂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作了注解：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并带动企业等社会阶层向政府部门看齐。

不用说，苏海南的透露获得了欢呼，而杨志勇的注解遭到网友的批评。本周，杨志勇在接受经济导报采访时认为，“政府部门或财政拨款部门人员工资的提高，对整个社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会有带动和示范作用。”这番回应遭到了网民更加严厉的批评。

说实话，当我听说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会出台，以及中国有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好像看到可口的面包被递送过来，闻到了麦香味，对杨志勇扫兴的话感到格外气愤。但是，克制一下自己对面包的渴望，细想一下杨志勇的话，会发现，“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并不是一句毫无道理的话。这就得说到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问题。

我们听得最多的，是政府在国民收入中起到分配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政府是收入分配的主角，而且目标也定了， “提低、扩中、调高”，与之相应的收入分配方案要出台，收入倍增计划要实施。

这要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起来既无问题，也很顺当，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国家或集体统一到一口大锅里，政府就像一个分饭的大厨，给每个单位或个体分配收入，管你“初次”还是“再次”分配，国家包办了。但是在市场经济里，说政府是收入分配的主角就值得推敲，因为政府并不创造财富，政府用于分配的资金来自税收，如果我们指望政府成为分配的主角，政府手里得掌握大量的钱，那岂不是先要政府征税，然后切割蛋糕？

人的收入主要靠市场交易，而不是靠政府分配。你为老板打工，老板付给你工资和福利，这就是你的收入。政府固然可以制订最低工资福利标准，但是，最低的标准显然不能起到分配收入的作用，与其说这是分配收入，毋宁说是保住活命钱。再说，市场分配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不是政府要求市场如何分配就如何分配，当我们指责一个企业工资水平太低之时，它的门口却挤满了想要进去的人，难道我们要说这些人太傻或是活该？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措施来缩短收入差距，政府主要是扮演维护公平的主角，而非收入分配的主角。比如政府固然可以降低收入者的税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来缩小收入差距，但前者是让利于民，是少拿走你手里那部分钱，而不是分配给你一些，后者直接拿走你手里的一部分钱，更谈不上分配你收入，而且剥高并不必然地填低。又比如社会保障被视为“再分配”手段，但社会保障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是救济，是兜底，不能承担过多的收入分配功能——社保可以让我们有饭吃，但不能奢望用社保吃山珍海味。

这样分析，在市场经济里，政府似乎就没怎么具有“收入分配”的作用。话也不能这样说，回到杨志勇的话，政府可以分配公务员的收入。为谁做事，谁就发工资，公务员为政府（纳税人）打工，政府就给公务员发工资，你不是公务员，政府总不能无缘无故地“分配”一笔钱给你作为“收入”吧。

我承认政府在缩短收入差距上有调节作用，而不会主要寄望于政府充当分配的主角。事实上，家庭收入的主角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是交易而不是行政。更多的时候，是交易权受限（比如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处置权）以及交易不公（比如垄断国企市场垄断），才导致收入偏低。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但不等于大包大揽，否则，政府太全能了，与我们建立一个大社会、小政府背道而驰。假如是这样，那将是用权力而不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也必然是按照权力的多寡来分配收入，如此，交易何存，交易何公？收入何来，收入何公？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应该提升国民获得收入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只是知识技术之类，最重要的是国民权利的保障。因为，收入分配首先是权利分配，权利分配的不公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有了权利保障，收入分配自然会相对公平。要想普通国民收入分配相对公平，恰恰是让政府少插手分配，说到底，不是否定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努力，而是不期望这成为政府干预市场太多的理由，最终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

◇ 廖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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