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为了支撑患有白血病的3岁儿子的生命,“铁肩父亲”程龙富一天打6份工。然而,即便拼命地干活,程龙富一月只能赚到3000余元,对于孩子的疾病来说仍然感到无助。面对如此困境,他说:“现在除了体力,我一无所有!”(详见本报近日连续报道)
通过新闻,细数一下程龙富每日的工作时间安排,相信没人不会发出惊叹。他的几份工作,在时间安排上已经是无缝对接,休息的时间压缩到了可以挑战生理极限的地步。可是再看看通过本报记者拍摄的图片,程龙富的脸上却看不出太多忧郁、绝望的面容。事实上,他为生活做出的舍我抗争,足以表明他不是一个绝望者。所有这一切,应该足以感动我们吧?
但是,让人感到隐忧的是,我们所谓的感动,又能维持多久?身为媒体从业者,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穷苦人的故事,随着这些故事的开掘,随着新闻触角向社会底层不断下延,我们无奈地发现,很多故事的“模型”却已经不再适用。昨天白血病患者还能赢得新闻视角的关注,赢得公众的感动与捐助,但今天呢,我们无奈的觉得,这类事情太多了!
边缘人群与疾苦抗争的故事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不断减弱。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人们之所以关注一个弱者,一个弱者的事迹之所以能成为新闻,总有极其特殊或者突破人们情感底线的因素存在。
边缘人群的事迹,只有在不断突破生存的底线和人们情感底线时,只有不断突破边缘人群之“边缘”的界限时,才会得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公众注意力。“铁肩父亲”与他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事迹,构成了一个极其特殊的白血病患者家庭与故事,这是他们在白血病患者已经很难得到媒体救助的今天仍能得到媒体关注、公众感动的原因。
以上所言,的确是一种苛刻的说法。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体现于新闻中的感动以及媒体带动下的社会救助,相较于社会性的悲悯、制度的理性、制度性的保障来说,仍然只是起着辅助作用。新闻寻找的是特例,寻找的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典型,而制度针对的最大多数人。正因如此,时评家长平先生曾言:“假如这些人穷得连故事都没有了”,怎么办?这个时候,除了相关的制度性保障,谁还能发现他们,帮助他们?
其实,退一步说,即便体现于媒体的辅助性救助,我们所期待的也并非是一两个弱势者得到了大家帮助。结果应该还可以更进一步。一个新闻故事所展现的非常人群,应该让我们同时看到制度也跟着继续前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新闻的判例”,一个新闻所展现的特例,往往是对制度的有效修补。只有最底线的地带都得到了制度的惠顾,那些“穷得故事都没有了的人”,才能统统收获制度的保障。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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