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破八”的背后

本报讯 ◇ 安平

2009年“两会”后，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对温总理这句话的注解就在眼前：中国财政史正迎来新的节点。最新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同比增长30.8%，比去年前六个月的收入还要多2000亿。即使按保守估算，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也将达到8万亿，仅次于美国。

包括央视在内的诸多媒体都对财政收入“破八”表示了担忧和质疑。新华社的一篇文章如此描述舆论的反应：“有关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企业和居民负担过重、‘国富民穷’的讨论迅速占据媒体的版面、时段和页面”——可见民众对收入分配问题关注的程度之高。同一篇文章，借专家之口对质疑进行了解释，指出“从相对数来看，中国财政收入比重并未过高；通过转移支付、加大民生投入可以推进‘国富’向‘民富’转化，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诚哉斯言。事实上，“财政收入过高”，也不可一概而论。财政收入比例高或低，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可以有迥异的效果。从源头看，高财政收入可能来自税负，也可能来自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从效果看，高财政收入可能造成国民贫富差距拉大，也可能减少差距（低财政收入情况下亦然）；从“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来看，高财政收入同样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

所以，财政收入高低之利弊尚可商榷，关键在财政如何而来，向何处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担忧和质疑主要指向以下问题：

其一，财政收入高是否代表经济实际运行情况，也值得推敲。在大陆公开发行的《侨报》6月28日署名文章中提到：“中国经济的复苏绝对没有达到可以让财政收入提前一个月完成半年任务的程度。”此说虽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确切实证，但不能不引起重视。

其二，财政收入使用透明度仍待提高，政府自身成为财政收入主要流向之一，导致“不该用的地方乱用”现象时有发生。特别需要注明的是，我国财政收入与政府收入并不等同，后者还包括了灰色收入、国企垄断经营所得。“公车、公款吃喝、公务出国”（“三公问题”）以及行政成本畸高，多年前就是舆论关注的热点。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了“3个3000亿”的提法，有部门出面“澄清”，但只说数字“不权威、不确切”，真实情况如何，未闻其详。时至今日，对此问题，舆论已经疲劳，“三公”仍不见减少。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与舆论互动时，针对“三公”消费治理，指出：“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切中了我国财政收入使用的要害与不足。

其三，相对应的，财政收入应起的作用不够，导致局部“该用的地方没钱”。一些国家之所以顺利实行高财政收入政策，是因为同时也实行高福利政策，财政收入的大多数都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确实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没导致“民穷”，还有效地通过政府主导的财富分配，减小贫富差距，弥合了社会鸿沟。

而我们则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比例相对停滞，全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例至今仍在为实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目标而努力；投入比例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其轻重缓急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根据央视报道，日前造成损失逾十亿元的江西唱凯堤决口，就因存在三百万元的维修资金缺口。央视在报道中径直将其与财政收入“破八”相联系，财政部专家也直言，“我们在现有的发展阶段，把现有的钱怎么花好，花得有效果，花得让老百姓满意，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

以上担忧与质疑，可以靠局部调整获得改善，但掩盖在这些表面问题下的深层次问题确实仍有待进一分析。

2010年是中国收入分配深层次调整年。一年过半，调整犹在半渡。财政收入“破八”而望全球第二，俨然是酷暑之热风。将“公平正义”寄望于“转移支付、加大民生投入”，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但“社会的结构”未见深层次调整，对财政收入高增长的依赖会不会靠谱？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