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 释均(广东广州 媒体人)
刚刚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提供的数据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忧的是占中产阶层总数68.5%的约308万中产阶层中下层(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等),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7月18日《京华时报》)
社会学家陆学艺此前说我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22%至23%时,“被中产”的惊呼之声就曾沸腾一时,尽管北京作为首都具有经济、文化等优势,但在大众眼光中,40%和540万仍会显得“突兀”。
这一方面缘于对“中产”的误解——“middle classes”本为“中间阶层”之意,译进中国时成了侧重于“财产”的“中产阶级”,从而忽视了其职业特征,中产阶级也被普遍高估为一种高不可攀的生活方式、一种难望项背的收入状况。其实,“新式中产阶级”更侧重于教育背景、职业特征等,陆学艺先生甚至认为蚁族也是“准中产”。另一方面是中产认同度不高,“被中产”的感觉强烈。正如报道中所说,虽然消费需要旺盛,但收入水平不高,却要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成为“房奴”、“车奴”、“孩奴”。“众奴加身”的窘境,就足以让中产们对身为中产“浑然不觉”。有此两条,40%和540万的数据就难免“突兀”了些。
但更让笔者觉得“扎眼”和“突兀”的,不是原来有这么多中产,而是在中产分化过程中,其中下层的尴尬状态,“众奴加身”倒也罢了,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其遭遇的不公竞争。这种不公,对个体而言,就是无法仅凭自己的文化、专业技术等资本,即平时所说的“个人能力”进入高报酬、高福利的就业岗位;对于整体而言,就是阶层向上流动及发展的机会受阻,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哪还有再教育、升职、创业等阶层“晋升”的机会和能力。社会风平浪静还好,遇上金融危机、企业破产、单位辞退等变故,就会从中产阶层的梯队中滑入社会下层,就像日本学者三浦展描述日本中产阶层面临向下层流动的危机一样,逐渐“下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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