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 张敬伟（江苏 公务员）
目前，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19日《上海证券报》）
刘易斯拐点，看似很专业的经济学术语，其实解读起来一点都不玄妙，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是工业化进程中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的情景，日韩两国早在60年代就已经突破这一拐点。
近年来，东南北沿海一再出现的民工荒已经凸显刘易斯拐点来临的信号。据统计，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481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明显减少。而从结构上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已十分有限；30岁以上的则占到了80%。可以说农村再无“壮劳力”可供转移了。而近日香港厂商会对“珠三角”企业的生存状况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劳动力短缺比率(即空缺职位占现有职位的比率)平均为20.8%；有12.7%的受访企业的短缺比率甚至高达30%以上。
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自然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今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27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大约在10%-20%。值得一提的是，遭遇连环自杀困扰的富士康和首现罢工潮的丰田，也都以涨工资来平息劳动者的不满。
可以说，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民工荒和涨工资已经成为产业界的主旋律。在此逻辑下，刘易斯拐点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
拐点时代，给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的挑战是显然的。对宏观经济而言，劳动力紧缺和劳动力价格上涨，预示着中国过去30多年以来引以为傲的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返。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低成本不再，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出口竞争力减弱。引申开来，这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外向型经济的主导地位，因为外贸引擎不再那么强劲有力。对民生而言，劳动力价格的攀升，尤其是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必然导致全社会高工资时代的来临。
因此，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对宏观经济、社会民生的影响是系统的。经过整系统的传导、倒逼和影响，使经济运行和民生生态螺旋式地生活到另一高度。就此而言，刘易斯拐点是挑战也是机遇。
多年以来，中国虽然成就了全球制造大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制造业的盘子虽大，但产业低端，竞争力不强，利润不高。要么是为跨国企业打工，赚得可怜的加工费；要么是从事“两高一资”的产业。更重要的是，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产业出口越多，相对外方赚取的高额利润，中方只是分得极少部分的蛋糕。但吊诡的是，中国却成为主要贸易对象诟病和指责的对象，频频对中国施以贸易壁垒的惩罚。因此，劳动力低成本和低端制造业带给中国的贸易增量和顺差，既不公平也不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劳动力富余和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惯性下，要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很难的。因为只要有钱赚，产业资本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只有在市场严峻的境遇下，企业才会自我转型，实现更新。刘易斯拐点，成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生存的契机。在劳工荒和涨工资的夹逼之下，那些低端、低附加值的企业为了生存必然要转变经营模式，因为资本的逐利属性决定了其在高成本的压力下通过创新寻求新的利润获取方式。当然，这也是个残酷的市场过程，不排除众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休克死亡。但是，中国产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要付出新陈代谢的代价，唯此才能实现现代化。
经过整系统的传导、倒逼和影响，使经济运行和民生生态螺旋式地生活到另一高度。就此而言，刘易斯拐点是挑战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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