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妇门”缝住了世道人心

本报讯 深圳一名产妇刘花，手术后肛门竟然被助产士缝上。医院方解释称肛门并未完全被封，是助产士好心帮孕妇做了一个免费的痔疮手术。（《南方都市报》7月28日）

报道中称，刘花和丈夫陈先生入住医院的高级包房后，助产士曾4次发出红包提示，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露骨，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式。而诸如“等会孩子是我来接生，孩子来到世上第一个看到的人是我，你们准备一下”之类极具专业特色的“术语”，更是让人啼笑皆非。无奈之下，陈先生拿出了仅有的200元现金给助产士和医生一人100元，但是助产士收下了100元，却“显得非常气愤”，而产科医生则拒绝了这100元。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医生比助产士有着更高的职业道德。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一个红包的平均“重量”为662.5元。在水涨船高的行情面前，陈先生的不识时务，看来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前兆。

该院院长赵女士说，刘花身有痔疮，且痔疮痔核在出血，所以助产士在出血处做了“结扎”处理，“完全是助产士的好心”。这是网友对这起事件非议最多的一点，因为这个解释不仅是对患者的极端不公，也近乎侮辱了公众的智商。产妇适不适合进行痔疮手术，术前要不要征得患者的同意，以及助产士是否有资格单独进行手术，这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足以揭穿院方难以成立的说法。如果事实确为不满红包的“重量”，这个解释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红包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

不说额外的“手术”，恰就红包现象，民怨可谓沸腾。从制度层面上说，各地也正积极开展着各种抵制红包的活动。而近年来，关于“收红包入罪”的说法也屡次被提起。但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的红红火火，都无法忽视一个现实，即治理红包现象的取证难和执行难问题。医生收红包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地带，并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置于医疗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现实下，面临着“上级监督太远，患者监督太软”的管理困境，因而打击“红包”现象的主体力量事实上落在了医院的自查自纠上。换言之，倘若医院奉行利益至上，而不是患者至上，那么治理“红包”将是一个死结。

如果医务工作者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责任感，那么遭殃的将是整个社会，让患者及家属陷入恐惧之中。这种不信任，又必然导致医患双方形成长久的对立和对抗，最后两败俱伤。

◇ 吴龙贵（安徽铜陵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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