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 安平
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8月3日新京报)
“控制人口”几年前就成为北京市“两会”的关键词。从一些代表、委员的表达语气来看,这事情已经相当紧迫。此事久议,如今这个专题调研,提出通过“釜底抽薪”,对流动人口的营生实行“强制退出”,也算得上一个“制度创新”了。
有人从经济民生的角度论证“小企业小门店”于市民是有用的,不应“强制退出”。这是常识,却未必对调研结果有什么改变,因为调研的目的已经明确,是“如何控制人口”,至于“小企业小门店”对市民以及业主的作用与价值,并不是调研需要着重考虑的内容。目标一旦确定,围绕这个目标提出的种种手段,自然都很容易依照某种逻辑,找出必要性与可行性。
这一点从调研者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述可得到佐证。比如说,调研者认为调研得到的共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作为首都必须要控制人口。”这就将控制人口作为目标而不是手段来看待了。但“作为首都”为什么就一定要“控制人口”?调研人员接受采访时没说,但估计她预判人们会很容易联想到东京、首尔、巴黎……的情况,所以格外补充了一句:“专家介绍了各国的做法,但没有写进报告里。”
其实“控制人口”本身的必要性,似乎不成其为问题。“人口”作为一种可以并且需要“控制”的对象,已经听多说滥。人口代入各种算式,不是作为基数就是作为分母,具体则因时因事而异。在“强制退出”这里,人口显然作为分母代入的,所以才会有“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诸如资源紧张、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加剧等问题”。作为分母的人口增加,显然是作为一个负面因素被提出的。
在这里,“人口”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名词来使用的,“人口”在这里首先是作为生产要素来看待。也因此,另外一些事实被忽略了,即:人口增加的过程,对其中的每个个人而言,意味着梦想、成就与希望。所以,“强制退出”虽然简单地表述为“通过规范开业标准,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这个过程的具体操作会是怎样,我们无法确知,但可以想见。
这个调研的结果应该代表了民意,但现实或许更复杂一些。如调研报告中所称,“控制人口”,控制的乃是“流动人口”,而“流动人口”也就是“外来人口”,本地人口一般是不流动的。按调研报告的逻辑基础,则意味着,若将人口定义为“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是能接受的,那么另外一些甄别与控制人口的手段就似乎也具有同样的合理性,比如以“好人”与“坏人”区分,只接纳履历洁净的外来人口。
这当然是不可行的。以“好人”和“坏人”来区划与分配户籍,这种做法具有强烈的人群歧视意味——更不必说在甄别过程中可能产生无法预计的弊端与腐败。然而,在这里,以“好人”、“坏人”来“控制人口”的不可行,未必是因为它涉嫌歧视,而以“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哪怕是本地农民)来“控制人口”似乎能行得通,也不是因为与前者有根本不同。两者的分别,实质在于是否对户籍人口的利益造成影响。
城乡与地域发展差异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破解的两大难题。在破解难题的过程中,区域人群的利益诉求得到重视,利益主张公开化,未必是一件坏事。比如重庆放手让千万农民进城,就将与户籍有关的利益关系明白指出,反而有助于推进建设城乡与地域和谐。“外来人口”对一地公共财政的冲击固然会存在,强调本地民众的利益诉求,必须以落实《宪法》中国民的平等权益、实现国民待遇为基础,否则,就很容易成为专利于既得利益人群的主张。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人口增加的过程,对其中的每个个人而言,意味着梦想、成就与希望。所以,“强制退出”虽然简单地表述为“通过规范开业标准,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这个过程的具体操作会是怎样,我们无法确知,但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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