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文明素质是从哪里来的？

本报讯 ◇ 西越

本周，新闻热点很多，本来我是想谈点好玩的，比如唐骏的“同学”禹晋永说要“打垮媒体”，以及郭德纲先生要“打倒记者”。但是我想对本市近日的一个热点话题谈点想法，那就是由本报一篇报道《轻轨“三日考”，曝五大乘车陋习》，引发的市民对乘坐轻轨不文明行为的全城大讨论。

市民不文明行为多年来是很多城市绕不开的话题，常炒常新，因为市民不文明行为往往被认定为是判断一个城市市民素质高低的标准，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尺，事关城市的形象脸面。所以，媒体关注，市民关心，领导关切，总能齐心协力地一次次针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围剿”和“纠偏”。至少在武汉，我就经历了“文明过马路”、“文明乘公交”、“文明驾的士”等运动式大讨论和大扫除，至于“市民文明守则”，“市民十要十不”等常规指导更不在话下。

类似意在提升城市文明或市民素质的运动式搞法，并非武汉独有，中国很多地方都在做，有些地方甚至做得十分“超前”。比如前些时，西安拟建国际化大都市，扫除市民不文明行为自是题中之义，还对即将做国际化大都市的市民“高标准，严格求”，称到2015年，要西安一半市民能认识500个繁体字、会说900句英语，遭到舆论的讨伐。

当然，这里所说的市民不文明行为应该是一个限定明确的概念，无非是指乱闯红灯、不讲礼貌、言语粗鲁、乱扔乱吐、随地大小便等等，与之相反，就是既文明又有素质，并不涉及市民的学识、身份、地位、财富等等。更准确一点定义，这里的文明素质就是常说的“公德”，是人们在公共空间里对某种游戏规则的的认同和遵守状况。这个游戏规则可以是明文规定，也可以是彼此心知肚明的。

那么，这样的文明素质或者说规则意识从哪里来？从天上掉下来吗？肯定不是。从运动式的扫除来吗？好像也不是，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一阵风的清查之后，一切又如风过无痕。我想这要从人的交往空间去说起，因为公共空间里的人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态度或方式。假定一个人尊重公共空间里其他人的权利，其行为在其他人看来一定具备某种文明素质，相反，就会呈现出不文明来。恰恰在交往这个问题上，中西方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众所周知，中国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交往从私域空间拓展到公共空间，很多时候是私域空间的延展。比如中国人跟朋友在餐馆里聚会往往高声大气，显得很不文明，其实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喝方式的延伸。他们常常没有区分公私空间的变化，很容易把私域空间的行为自然地带到公共空间来，在“外人”看来就显得很缺素质不文明。

而西方是教团社会，教会或club（社团或民间组织等）是他们交往的主要场所，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参加，也可以自己成立社团，让别人来参加。社会团体就是一个个的公共空间，也是一个个自治组织，每一个参与者在这个空间里交互影响，形成彼此都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权利界限划分得很清楚，以便让每个人的利益公约数最大化。

在这些社会团体里学会了规则意识和自治行为，一旦进入更大的公共空间，城市里的“公共场所”，那些久经训练的意识和行为就自然地发挥作用，很难说这就是文明素质，因为它们更像是生活习惯。而中国社会团体还不够开放，不只是影响着中国人社交渠道的拓展，也影响着公共空间自治能力和规则意识的建立。中国人从私域空间过度到“公共场所”很突兀，由于缺少公共空间交往的必要训练，又不愿意用对待熟人的友好方式来对待陌生人，很快进入一种无规则约束的状态——陌生人正好无从管束他（别人也没学会约束他），仿如进了“飞地”，不文明行为就来了。

可见，西方人的规则意识往往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不仅仅是从上而下设计的，这符合自组织理论，世界上所有系统的秩序，都是参与者自己去适应、互相影响而演变出来的，参与者不管需不需管，总能相对自觉地守规则，这与“中国人需要管”很不一样。需要管才守规则，是以不自由换取文明，而在自治中学会守规则，是以自由的方式换取文明。“需要管”因“管”的力量到达而维持一时之秩序，“管”一不在场，文明就跑了，这就是主要的症结所在。

所以，我认为市民的文明素质应该从各种社团里训练出来，现在的中国孩子，应该从小就像外国孩子一样，多参加一些陌生人在一起的社团活动，那种教育孩子只对熟人文明礼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与陌生人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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