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 释均(广东广州 媒体人)
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分析报告指出,2005年至2009年,超过八成的中国企业家的幸福感呈逐年下降趋势,2009年的调查显示,89.5%的企业家认为自己“压力很大”或“压力较大”。调查还发现,企业家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与压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8月8日中国新闻网)。
所谓的企业家,严格来讲是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压力和幸福感是民营企业处境的投射和反映。企业家压力大,幸福感弱,其实就是民营企业环境欠佳的表现。就像人分三六九等一样,企业也分层级,企业之间的差别和随之而来的歧视,无疑是整体企业环境的现实状态。企业家之所以压力大、不幸福,跟整个企业界存在身份歧视、信贷歧视和门槛歧视密切相关。
先说企业“身份歧视”。调查报告中说,企业家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与压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差别在哪里?自然是国企和民企之间。国企地位尊崇,而民企则有点像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所以很多民企老板争当“红顶商人”抬高政治地位,所以很多民企乐于抱国企的大腿。近年来的“国退民进”虽扑朔迷离,但民企在其中的“冤大头”处境却是不言而喻的。
再就是“信贷歧视”。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贷款主要流向了国企部门,而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却依然遭遇贷不到款的困境。据《证券时报》2010年6月7日报道,国企与民企在获得并购贷款时的待遇相差甚远:国企可能在相关贷款利率享受下浮10%的优惠,而民企的利率可能上浮10%。银行往往在贷款方面对民企设置多道门槛,担保要求苛刻、连带担保过多、抵押手续繁琐等。企业贷款难,企业发展自然受限。如此困境之下,这部分企业家的幸福感又怎会上升?
然后是“准入门槛歧视”。正如财经学者吴晓波描述的那样,如今的产业格局大致是——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能源性上游产业中,数量巨大的民营资本则被限定在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等广袤的下游产业之中,当他们试图向上游进击的时候就会遭到政策性的打击。由此就出现了一个“玻璃门现象”——某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看着门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如此多重歧视之下,国企多占据上游,一路高歌猛进,民营企业多占据中下游,蹒跚而行。而“企业家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此对应,处于食物链中中下端的企业家们,自然压力倍增,幸福感逐年下降。都说幸福感是比出来的,只要企业之间没那么多“门槛”,多一些公平,企业家的幸福感自然也就会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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