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方位监督破解领导宴请之困

本报讯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昨日《南方日报》报道：韶关规定，领导干部婚庆嫁娶宴请必须申报。

说实话，类似规定多了起来，人们不免出现“审美疲劳”。今年年初，廉江就规定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规模控制在10桌100人以内；再远一点，2008年重庆秀山县针对官员借酒宴敛财现象，专门成立禁酒机构“禁操办“。

总之，相比而言，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韶关这个规定并无特别之处。因此，话说回来，韶关此规定之所以还能成为新闻，只能说在全国范围内，对领导干部宴请“动刀”的，还比较少，而人们对于打击官员借宴请敛财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

而事实证明，类似规定效果并不明显，往往被“分批摆酒”、“分期宴请”等简单手段轻易化解，此乃导致人们“审美疲劳”的根本原因。很明显，领导干部借宴请敛财，问题不在宴请，而在于权力的傲慢，以至于权力在变相寻租的过程中，不愿意接受监督。换而言之，领导干部是否贪腐，借宴请敛财仅仅是表现之一；不办宴席，照样可以敛财。拿“8·17韶关系列腐败大案”的主角之一原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来说，他在位30年贪腐20年，敛财3000多万。叶树养的敛财之道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借宴请敛财的那一两百万只是“湿湿碎”。

在此情况下，若单靠一个红头文件，对官员宴请搞一些简单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级纪委、司法部门针对网络举报、媒体曝光、群众检举予以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查处违纪、追究犯罪行为的重要信息渠道，及时将官员的贪腐行为置于全方位的监督之下，这才是最佳出路。正如有关人士所指出，领导干部摆酒席本不该成为问题，我们反思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实现对官员监督常态化和公开化，以及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如何开辟一个制度出口，划清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使得官员的任何行为都有章可循。

在中国，部分社会关系的维系，亲情友情的表达，等等，都是通过互相宴请体现出来。基于这种传统礼仪和文化氛围，我们有必要在制度上厘清人情来往与宴请敛财的区别，否则将削弱制度反腐在此类问题上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总之，尽早补齐法律法规的短板，并保障监督权的行使和监督渠道的畅通，领导干部宴请之事不会成为什么耐人寻味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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