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骗子辩护颠覆了是非标准

本报讯 ◇ 西越

就像唐骏学历被“剥皮”之后，有众多支持者站出来力挺，其中有一个叫禹晋永的。李一被“剥皮”之后，也有众多支持者站出来力挺，其中有一个叫戈国龙。

大家都知道禹晋永是什么样的能人了。戈国龙是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社科院宗教学博士后。看这头衔，就知道非一般人物。

很好，任何事情拿到舆论平台上，有支持有反对，有揭穿有起诉，见招拆招，百家争鸣，只会真相越辩越明。戈教授站出来为李一说话，说得对与不对是另一码事，至少戈教授的“辩词”是值得玩味的。

戈国龙说李一“绝对不是没有真才实学的骗子”，而是为了要成就一番事业，“不得不适应社会而采取一些世俗的手法来包装自己，甚至留下一些世俗人物所具有的欲望的印记与自我局限。”

我等俗人而非学人搞不懂什么叫“欲望的印记”和“自我局限”，但大体能明白戈教授的意思：李一是有真才实学的，为了成就一番事业，不得不用世俗的手法包装自己。这话说得多有技术含量啊，就像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书”，尽管李一有造假之实，但戈教授不说造假，而是说包装，我等算真切地领教了“穿长衫”的就是有文化。

细想之下，这里所谓的包装确实不等于粗制滥造的造假，包装是高级别的造假。譬如这个李一，经过水下生存2小时22分钟、“辟谷”采天地灵气、用咒语打开“中脉”、众多名人的师父、兼任大学客座教授等一系列包装之后，不再是低级骗子，摇身变成了“神仙道长”、“养生大师”。有了这些神圣的光环，谁还敢否认“窃书不算偷书”？谁还敢把骗子不当人才？谁还敢说吹大的气泡不绚丽？

把造假说成包装也罢，为李一的华丽包装大声叫屈，说成“不得不”的无奈就不该，好像我们压逼他去造假装神，在这场骗局当中，受害的不是公众，而是骗子本人。这不但为“造假有理，行骗无罪”张目，而且直接打了公众的嘴——都是你们这些人逼着李一这样做的。如此乾坤大挪移的手法，招式比划得神乎其神，本质是颠倒黑白是非，是要赤裸裸地告诉人们，这个社会不需要讲是非黑白，不需要讲正道正途，只需要不择手段出人头地。只要你成功了，管你是不是造假，是不是装神弄鬼，是不是歪门邪路，都会获得世俗之人的顶礼膜拜，渴望复制你的成功。

可见，张悟本、李一……这些意在能把全世界的人都骗倒就是成功的人并不可怕，不少的人，包括名人学者为这些骗子捧场辩护也不可怕，如果大众有基本的是非判断力，就不会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可怕的是，为骗子捧场辩护本身在颠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最基本的是非标准，让人处于是非莫辨，黑白难分，助长骗子更加嚣张，行骗更加赤裸。

稍有常识和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骗子之所以得逞，无非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或社会的短板，小者贪图便宜，中者渴望成功，大者“精神追求”，林林总总，都可能成为骗子可乘之机。他们中有看不起病的贫困者，有苦苦打拼的职业人，也有先富起来的暴发户，各类骗子纷纷锁定自己的“目标客户”，张悟本锁定的主要是些看不起病的低端客户，而李一锁定的主要是先富起来的高端客户。二者的手法绝不是简单的“江湖卖艺”，而是从包装到服务一条龙。换句话说，骗子的事业在这个时代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而之所以成为庞大的产业，除了媒介的传播功效，未尝不是因为社会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是谁在为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提供生长的土壤，是颇为值得深思的。譬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被就业、住房等压力夹磨下的成功饥渴，某些人精神信仰的真空状态，长期来对各种造假行为的习以为常等这些绝不是几个骗子可以制造的。

市场需求虽然庞大，但在一个相对开放透明的社会，粗放的造假显然已行不通，才需要精心包装，需要权力、金钱、媒体、学术“配合”，需产业化运作，这大约就是戈教授所说的骗子的“被逼无奈”。是社会在逼着骗子抬高造假成本，成本投入得多，包装得华丽，骗子就变成了“神仙”。高昂的成本非骗子个人可以承受，于是我们看到，骗子的后面站着成分复杂的利益集团，包括少数官员、商人、传媒人等都参与到利益链条中来。而那些看似高昂的成本，在骗子的薄利多销和提高单价之中转嫁掉了，仍然是暴利的行当。因此，只要市场还在，暴利还在，张悟本、李一倒掉了，还会有类似的骗子不断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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