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召回制并非“连坐极刑”

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30日，广东省工商局公布了近期对市场上鞋商品质量的监测结果，与往常抽检有一个颠覆性的不同：现在工商监测专注寻找不合格商品，而且对不合格商品处以“连坐极刑”：一个商品有问题，需要下架召回的不仅仅只是同批次的商品，而是与该商品同一款的所有批次商品“一窝端”。（8月31日《羊城晚报》）

一些人看到“连坐极刑”就开始叫好了。在国人对诸多商品质量，尤其是对食品安全信任度持续“低迷”的情境下，“连坐极刑”使得对不合格产品的处罚由点变面，必然骤增对生产企业的威慑力。当然，也有部分人可能怀疑“连坐极刑”的合理性，毕竟金无足赤，没有谁能保证其产品质量百分之百没问题，正因为如此，各国各行业对产品的合格率从来都未要求至百分之百，如此“连坐极刑”很可能伤及无辜，例如某产品因为特殊原因出现问题，但同类产品都被“一窝端”，既不合理也浪费资源。

然而，仔细研读“连坐极刑”后，想必乐观的不会再那么乐观，担忧的亦无须担忧。因为“连坐极刑”听起来更像是“危言耸听”，实则是早应成为共识的产品召回制。

据广东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如某一个手机电池不耐用、某一瓶饮料里有苍蝇之类是单个商品的特殊问题，不会实施“连坐极刑”，工商局对缺陷商品的定义是同类或者同种、同批商品存在的通病。很明显，广东针对不合格商品的“连坐极刑”，并没有涉及“无辜者”；这也就意味着，如此“连坐极刑”不过是对同类问题产品的召回，并无特别之处。

因此，既然该类产品存在通病，那么对所有存在问题的产品“一窝端”，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连坐。打一个比喻，自去年8月开始，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召回原因为零部件缺陷，可能导致内部短路，车窗无法升降等。之所以召回那么多汽车，是因为这些汽车都可能存在零部件缺陷——在无差异批量生产的工业时代，同批次产品出现的问题每每都一样，只不过问题的发现可能源于其中一例，但将因这一例问题而引发的召回事件称之为“连坐极刑”，显然不合适。

不过，媒体将同类问题产品一同召回称为“连坐极刑”，亦不难理解。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在国内起步相当晚，直到2002年上海市通过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才明确规定了商品的召回制度，这是我国首次对召回制度立法，但总体来说，我国的召回制还很不成熟，对缺陷产品的防范和处理规定向来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差，直到近两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出现，各界对产品召回制有了高度关注。基于此，建立健全相关产品安全法律、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信用体系已是当务之急。

这里对“连坐极刑”的理解更倾向于“惩罚性赔偿”，即某类型产品存在的问题不管是特殊性的还是普遍性的，有关方都应承担相当重的赔偿责任，以如此惩罚叮嘱企业自觉性“补漏”，尽最大力量规避产品问题。这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以及《食品安全法》的“10倍价款”，都可谓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雏形，但对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还很难说具有惩罚作用，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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