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保护：方舟子遇袭引出的话题

本报讯 ◇ 王琳

著名打假人方舟子遇袭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案件正在调查中。更早些时候，《财经》杂志的编辑方玄昌在回家途中遭袭，两名陌生男子手持钢筋条将其打伤，头部伤口深至颅骨，该案至今未破。据称两案已合并调查，但何时能破获，还是个未知数。

有评论人提出：方舟子能否申请警察的特别保护？兹可借鉴的个案，就是当年被伊朗悬赏100万美元要他命的作家拉什迪。拉什迪是印裔英国人，1988年他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小说《撒旦诗篇》。1989年2月14日，伊朗原宗教及政治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赫·霍梅尼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并号召教徒对其采取暗杀行动。事发后，英国政府宣布对拉什迪进行特别保护，拉什迪从此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据报道，英国政府为保护拉什迪所支出的费用高达160万美元。

然而中国不是英国，方舟子也不是拉什迪。方舟子当然可以申请警察的特别保护，但他能不能获得警方的特别保护，是另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说，人命优于一切。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以保护公民财产和人身为职能的警方，当然应该加以保护。但这两宗个案不可比之处在于，英国或许只有一个拉什迪，而中国却有千千万万个和方舟子一样的打假人、举报人、证人亟待警方的特别保护。打假人要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同样需要保护。

24小时贴身保护、异地安置保护，这些名词出现在中国，基本上与国外的警匪大片联系在一起。2004年8月，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在全国首设证人保护制度，并将24小时贴身保护和异地安置保护等诸多创新内容写入了“证人保护规范”中。2005年，笔者曾专程到该院调研，得知这两类保护措施还没有机会实施。由于涉及庞大的保护经费来源及异地安置必需的档案、户籍调动，在宝安区检察院的“首吃螃蟹”六年之后，仍然看不到来者。没有全国统一推进，对于既要很多钱又要很多人的证人(举报人、打假人)保护，地方司法机关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据方舟子自称，从他打假以来，遭到威胁无数，这些威胁有的来自邮件、电话，有的来自现实，有一次回家方舟子发现有陌生人一直尾随其到单元门口。这期间方舟子也曾数次报警，但警方的回复是这些威胁都没有造成现实的侵害，他们管不了。这就是中国人身保护的最大缺陷：重事后保护，而轻事前保护。非得等到当事人被打伤，甚至被打残、被打死，警方才能找到出动的理由。

从另一方面看，方舟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不正常的表征。方舟子追问自己，“是我不正常，还是中国社会不正常”，实则答案就摆在我们面前。假、恶、丑现象屡禁不止甚至长期存在，都有相应职能部门监管缺位的原因。也可以说，正是这些职能部门的监管缺位，才成就了打假斗士方舟子。由一个孤立的个体，来承担本应由众多职能部门来承担的打假风险，这就是不正常。

所以，“方舟子能不能申请警方特别保护”这一问题的另一面，是“假、恶、丑”事件为何有获得警方的“庇护”案例——对违法违规行为，不打击算不算是保护？对“假”的打击越到位、越严厉，“职业打假人”的生存空间就越小，“打假人申请警方特别保护”也将不成其为一个问题。

保护证人和举报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执法机构依法、及时惩处了被举报人，就是对证人和举报人的最佳保护。在这一基础上，才好讨论后续的“特别保护”措施。

作者系法学学者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