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令”应建立在社会共识之上

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尽管贴了禁烟标识，有的还设了禁烟区，但武汉市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仍十分普遍。5年前，武汉市政府就出台了公共场所内禁止吸烟的规定，但因种种原因，导致这一规定不见效果。

应该说，在禁烟路上，武汉一直走得较为靠前。早在1995年，武汉市政府便颁布了“禁烟令”，后两次进行修改，形成了眼下的《武汉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回顾多年的禁烟历程，或许，从5年来未开出一张罚单的事实，也可知道效果并未达到公众预期。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如中国烟民很多，阻力甚大；配套细则不够健全，执法主体、惩罚措施、禁烟场所等都不明晰，操作性不强，等等。

但面对这些现实，如果就此称“禁烟令”为“一纸空文”，恐怕有些草率。纵向比较，“禁烟令”之后的武汉市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十分普遍，但“禁烟令”之前的普遍程度如何，并无可靠资料佐证。而横向比较一下，已颁布禁烟令的地方，相当之多，“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仍十分普遍”并非武汉特有，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禁烟范围最广的地方性禁烟令《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颁布之后，禁烟效果也不甚理想。当然，如此陈述禁烟令与禁烟现实之间的尴尬，并非自相矛盾，也非有意偏袒。事实就是，禁烟预期效果的抵达，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非今朝今日的立杆就能见影。

拿禁烟运动进展较为顺畅的新加坡来说，自上世纪70年代首次开展禁烟，到现在才达到所有安装空调的公共建筑内均禁止吸烟的目标。而在吸烟群体相当庞大、烟草财政依赖性强的中国，要想全面禁烟，就更难一步到位了。因此，我们在看到禁烟效果不甚理想的同时，也该看到一些可喜的进步之处。

应该说，“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的标志”这一规定基本落实。不少公众都有体会，近年来在候车室等地，吸烟者被要求立马将烟灭掉，或一些吸烟者主动走向特定的“吸烟室”；而这些，在几年前，恐怕还极难见到。如此进步，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仍该归功于各方持续的禁烟努力，是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禁烟意识。

说到底，“禁烟令”在面对众多国民根深蒂固的吸烟习惯之时，要想有所作为，必然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反复较量、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文本的自我充盈固然重要，如执法主体、惩罚措施等明晰开来，又如法律要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但外部环境的不断完善，则显得举足轻重。例如宣传力度的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的不断壮大，地方烟草财政的自我解脱，等等。

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体现吸烟者与不吸烟者权利的充分博弈，从而培养吸烟者的道德自觉，促使吸烟者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在不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的前提下，去私人领域吸烟或彻底戒烟。唯有把“禁烟令”建立在社会绝大多数人共识的基础上，它才能摆脱现实的尴尬。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禁烟共识的全面达成，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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