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窘境:去行政化之难

本报讯 据10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南科大自筹办以来至今仍还未得到主管部门正式批复、“比想象中慢得多”。

说实话，筹备三年有余，教师选好了，地皮也给了，却迟迟未获“准生证”，南科大如此境遇让人始料未及。都知道，“去行政化”是朱清时一直坚持的办学理念，社会各界也对“去行政化”的南科大寄予厚望。多数人相信，深圳这个素以敢闯敢试而闻名的城市，一定能在高等教育方面探出新路——事实上，深圳官方也对襁褓中的南科大表现出较高期望，多次强调建设南科大对深圳市的重要性，并声明对南科大可以“特事特办”。

但现实又证明，“特事特办”的速度要比朱清时的“南科大要一步到位办成一所亚洲一流的大学”慢不少。这大致体现在两点：一是行政过程难走。众所周知，南科大的资金来源是深圳市政府，按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南科大所有物品的购买，哪怕是一叠打印纸的采购都要走市财政拨款，每笔花费都要先报预算，直到现在，一些计划项目还未完成。二是易受行政化干扰。比如买汽车问题，深圳财政拿钱是根据相应级别的学校买相应的汽车数量，但是南科大没有级别，又无先例可参照，事情自然难办。

显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的“特事特办”，反映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南科大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要想在“去行政化”之路上走得较为顺畅，光有内部“去行政化”还不够，光有主导者的豪情壮志更不够，在与外部对接时必然需要行政部门的相应支持，需要政府方面针对它建立起新的管理机制。而事实上，这些机制并未达成共识，更未真正搬上台面走程序化路子。因此，在与行政化主导的社会对接中，不管是深圳方面还是朱清时，都显得比较茫然，这导致政府部门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说到这里，不由想起《论语》中的两句对白：子贡说，我不想欺负别人，也不想别人欺负我。孔子答，这不是你能做到的。确实，南科大内部想“去行政化”或许不难做到，但要想不受外部的行政权力影响，这恐怕不是朱清时们所能左右的。正如朱清时所言，梦想再美好，南科大终究得落在深圳这块土地上，落在根深蒂固的行政话语体制中。这才是南科大“难产”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无须因南科大的窘困过于沮丧。该看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了“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摆在眼前的南科大，毕竟是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在整体的教育制度未变的语境里，“试验”的历程艰难，展示的空间有限，都很正常。不过应该相信，在教育改革者的坚持突围与努力尝试下，零散音符或有成为黄钟大吕的力量。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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