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代检”的生存土壤

本报讯 “每天代检两次，每次能拿到400块左右。”能够获得如此丰厚薪酬的不是国企员工，也不是海归博士，而是武汉市一名专职的体检“代检”者。由于入职体检成为了挡在很多携带有某些疾病求职者面前的一道坎，近年来，代检行业迅速发展起来。（见今日本报A09版报道）

代检之事，早年有之。前不久就有报道称，一刘姓男子在鼎盛时三年内靠代检行业的利润，于上海购置了五套房产。“体检枪手”这一灰色职业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市场和利润，可见一斑。

分析代检的成因，并不复杂。从顶替者的角度看，代检并收取“营养费”，就是自己的职业，只不过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是自己健康的身体。而从被代检者来看，代检必然是涉及其切身利益。此处的切身利益可等同于遭受歧视，进而可分为直接歧视和潜在歧视。

直接歧视就是公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很有可能因身体原因而受到伤害，类似新闻中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陶某，因身体问题而无法迈过求职、入学等门槛的并非少数。潜在歧视则可视为当事人因担心身体存在问题之信息外传而造成的一些不利影响。从心理学上看也是如此，即便乙肝、色盲等患者在找工作上无障碍，但当事人常常还会害怕查出不正常结果后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被边缘化。这也是为何体检结果要讲求一定的保密性，为的就是防止“个人隐私”遭受外界的另眼相待。

毋庸置疑，对于代检必须予以打击。毕竟这不仅是一个诚信道德问题，更是法治文明所不许的——“枪手”代检，造假体检证明，欺骗用工单位，扰乱医疗卫生管理秩序，已然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基于此，打击代检首先要在两方面重视，一是弥补体检环节和流程中的漏洞，让试图“张冠李戴”者在操作技术上失去行动空间；二是加强对医院的管理和监督，以防止医生或医院与代检者或被代检者沆瀣一气。

当然，像反思职业排队现象一样反思社会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与公共服务的捉襟见肘，代检现象中，最重要的还得反思社会歧视，毕竟这才是滋生代检的主要土壤。诚如专家所言，代检行为多被就业歧视所逼，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彻底废除就业歧视，从市场需求上切断代检产业的链条。

拿乙肝检查来说，尽管人保部、教育部、卫生部今年2月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明确规定入学、就业应取消乙肝检查，但事实上，仍有很多单位在入职体检中将乙肝病毒血清列入检查行列，许多就职者表示在他们收到的公司体检单上“病人已同意乙肝病毒血清检查”赫然在列。在乙肝病毒携带者超过中国总人数10%的社会里，多少人的劳动权会因乙肝而遭受歧视，可想而知。这也是代检市场始终“欣欣向荣”的根本原因。

因此，当代检者大言不惭地表示他们代检是为“促进公平就业，消除歧视，共建和谐社会”，我们还真不得不承认此话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很多时候，请人代检者与其说是为了谋求一张自欺欺人的“健康体检合格表”，不如说是为了获得一张写有“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通行证。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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