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 必须与落实权利共进

本报讯 “包容性增长”一词由新而显。若熟稔中国政治理论程式，没人会小觑包容性增长在中国今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毋庸讳言，任何应时而生的理论词语，都是对当前及历史的判定与总结。包容性增长作为目标提出，不言自明的便是：既往的发展，还不是或够不上包容性增长。这一点若不能成为共识，包容性增长便难免被应景地庸俗化解读，甚至成为实质上抗拒包容性发展的利益集团曲解改革的文字游戏，成为一个“啥都往里装”的理论之框。前鉴不远，如某国有大型企业例行的“下乡送温暖”，今日解读为“致力建设和谐社会”，明日变身“落实科学发展观”，稍加包装，自然可以化作“推进包容性增长的实际行动”。如此易行，实现包容性发展何需“更大的勇气”呢？

如此，似可回答被选择的为什么是“包容性增长”而非其他词汇资源。与先前有所不同，“包容性增长”，并非我们原创，亚行已提出多年，具有较完备的理论结构、成熟的核心理念以及丰富的正反案例。这便大大制约了该词语被有意无意误读、曲解的空间。

什么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包括亚行在内，对包容性增长核心理念的认识也存在一个过程，但并不含糊。多种版本的包容性增长释义，都提到了其核心理念，即：公平正义和机会均等。

在任何社会，公平正义都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机会均等，则不仅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社会运行的根本，也早已是多数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被人类普遍追求的公平正义和机会均等，其推进过程中的种种经验教训，有足够的前例可循。从中不难得出结论，凡是公平正义和机会均等实现得较好的社会，都对宪法的尊严维护得很好，都对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维护得很好。反之，公平正义和机会均等往往沦为充饥画饼，最终只停留在理论和纸面上。

进而言之，包容性增长最需要克服的乃是人民的权利贫困；实现包容性增长，或者说扫除阻碍实现包容性增长社会弊端的利器，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新提法，但它面对的问题都是多年的老问题，它们不会因为一个新提法出现而自动消失或改变。这些问题之前为何难以解决？如何在包容性增长的框架下使它们得以解决？

对于包容性增长政府应做的，乃是法治社会下的制度建设，其中首要，就是对民众的“确权”、“赋权”和“维权”。拘泥于包容性增长的字面含义，就增长言增长，看不到这一词汇对于“增长”之外的强调，无异冀望以新瓶旧酒浇化昨日块垒。

我们无法想见包容性增长能够在如下境况下实现：当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攫取巨利、欲罢不能；当人们受户籍所限而无法实现宪法赋予的迁徙权利；当社会各阶层间流动日趋艰难并在代际间传承……

权力不羁，则权利难彰。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要“创造条件”，可见或许条件不够；要由总理提出“创造条件”，足见阻力之大。

所以，包容性增长作为“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就不能是在“唯GDP发展观”上的修修补补。“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一眼即明的共同之处，是对“人”的重视，并且显然，首先是对“人的权利”的重视。包容，即兼收并蓄、惠及大众，即拒绝一家独享、赢家通吃。没有对权利的张扬，没有多样的社会力量壮大，包容性增长既不可能在价值层面凝结共识，也不可能在技术层面持续推进。

包容性增长必与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共进。唯有如此，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方能不仅及于短短五年，而可奠定改革的长远路基，成为护送中国安全通过“历史三峡”的强橹利舵。果真如此，才是国家之幸，苍生之福。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 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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