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应立法保障

本报讯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校领导（除一位因为分管缘故继续留任）集体退出该校学术委员会，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剥离。“让行政管理更加精细化，因为校领导也好，学科带头人也好，不可能是全才”，昨日，该校党委书记丁烈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详见本报今日A06、07版报道）

将此看作华中师范大学去行政化的第一步并不为过，但要坚持这一大方向的不偏不倚，前路必然有困难。中国的大学治理是一个处在巨大转型中的复杂系统过程，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一发动全身。以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为例，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产生终究绕不开行政权力，学术项目、经费的申请，是否就能真正唯学术不唯权力？应该说，从学术和行政权力形式上的各归其位改革起，相对于要求更高的全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独立、高校自治，已属较为容易的切入点。即便如此，维护这一机制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有赖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

实际上，如果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全面支持的话，高校去行政化也就早不是问题了。因此，光靠高校内部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的是教育体制大环境的松绑。因为教育的特殊性，行政权力长期以来介入其中，大家不仅习以为常，相应也形成了教育系统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这正是问题的难解之处。部分教授、校长、官员都遵守现状，改革的动力是否够大，改革对象的基数有多少，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迈出形式上的学术去行政化，已相当不易，更进一步的改革需要的是主政者的胆识、魄力，以及从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在很多场合，我们都能听到不少高校校长、教育领域官员对现今大学行政化的不满和批评，但不能光看表面，当改革触及核心利益之时，改革的阻力大增，动力也就消减。要实现高校真正的去行政化，一蹴而就和浅尝辄止都是应警惕的。前者过于理想化，后者沦为教育政绩。

去行政化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败实际上尤为关键。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各种小步前进的探索都值得鼓励。要将星火燎原，当务之急是要立法先行，确定改革步骤，既表明改革的决心，也保障行政权力、学术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所谓世界一流公立大学的管办分离，即是如此。这和新教改的思路其实也是契合的，在今年通过的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中，已经明确了政校分离、管办分离的方向，接下来重在落实。

之所以必须管办分离，在于高校内部权力对学术造成的干预。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政府其实可以通过拨款机制来体现政府对大学的管理，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管得过多、过死，以实现主管部门和高校的合理权责划分。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去除在于管办分离，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去行政化，必须有体现学术第一、高校自治的大学章程。外部立法和内部章程，互为补充，才能保证高校选任、议事、决策的独立性，最终实现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

◇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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