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10月30日,曾被学生亲切称呼为“根叔”的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称,国家对教育投入过低造成高校教师工资低,教师因此不专注于学术而忙于捞外快。国家应大幅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严格限制教师的“创收”收入。(10月31日《扬子晚报》)
“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给予这样的职业足够体面优厚工资待遇,使之不必“为房为车而逐利”,不仅应当而且必须。
反过来看,如果大学教师因为工资太低,而不得不“忙于捞外快”,那么教师应有的“最光辉”的职业体面也就深度蒙羞、不复存在了。这正如李培根指出的,“当教师为职称而折腰时,当教师为房为车而逐利时,当教师的爱心不再给予学生时,教育的崇高和神圣将荡然无存”。进一步看,这种“忙于捞外快”的教师生态下,教育起码应有的质量,也根本无法保证,一方面,教师无心也无时间安心教学,“传道授业解惑”势必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教师热衷醉心于逐利、沾染一身市侩铜臭,又能对学生“言传身教”什么?
实际上,在当今中国,这种“低工资”逼迫效应——扭曲、催生出的职业怪现状,又何止高校教师?高校之外的中小学教师,何尝不同样乃至更加如此,如中小学普遍存在、屡禁不止的有偿家教。而在教师之外,医生、工人、农民等等其他各种社会职业,类似情形同样普遍存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医生,“低工资”下催生其普遍而心安理得地“拿红包”、“开大处方”;再如农民工,“低工资”导致“民工荒”挥之不去……
显然,相比于教师、医生在工资低时拥有的众多“捞外快”、转嫁途径,社会一线底层的普通工人、农民工在遭遇低工资逼迫时,所可能寻找到的出路和办法,其实更加逼仄、悲壮,也更值得警惕。
就此而言,不合理收入分配现状下的低工资,损害玷污的实际上不仅是某一个行业的“崇高和神圣”,更是几乎所有社会正当行业及其从业者、劳动者的“崇高和神圣”。而这种“崇高和神圣”要根治的基础,不仅仅是表面的工资待遇,更是其背后内蕴着的包括劳动权利在内的公民权利,这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的,“贫困应该被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因此,要救赎这种“崇高和神圣”,避免“忙于捞外快”式的猥琐逐利职业生态,大幅提高包括教师在内的各行业工资待遇,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重要的还有,必须大幅保障各行业劳动者争取捍卫自身职业待遇的权利。
◇ 张贵峰(湖北荆门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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