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撞人补刀”想到的

本报讯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索药家鑫那句话，“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这是一个大学生撞伤人，连捅八刀之后说出来的话。

我不能确认为什么药家鑫那么肯定地判断他撞的人就一定是“农村的人”，按照他的逻辑，如果不是农村人的话，他本可以不捅刀子的。不过，即便他撞的不是农村人，也完全可以把他的话看作是他最真实的想法，因为他最怕的不是“农村的人”（城市的人难道就好缠吗），而是怕“难缠”。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利益计算：一、撞伤的后果是无底洞式赔偿，二、撞死的后果是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比无底洞式赔偿划算，药家鑫选择了后者。

我不能不说，药家鑫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符合定义上经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两大特征：自私且完全理性，能够将一事之中的利害得失分析得十分清楚，将利己本性发展为利益最大化原则。所有那些“宝马车故意四次碾压儿童致死”、“三次碾压民工致其死亡”、“丧心司机几次碾压老太太”、“年轻母亲遭公务员的车多次碾压惨死”……的新闻中的施暴者，大概都是非常典型的理性经济人，一事当前，理性地选择经济的行为。

扩展开来，类似的理性经济人也不鲜见，医生索钱，企业排污，官员寻租等等，都可能属于自私而理性。拿本周一个艾滋孤儿小龙的遭遇来说吧，那些向学校写联名信抗议的家长，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是在为自己利益最大化——子女的安全考虑。而且，我们敢保证自己处在当事人的境地，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性经济？

必须承认，人都有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倾向，而且有些人还追求得非常理性，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动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时代，在经济学成为显学的今天，理性经济人更是得到了合法性、合理性的安放，往往成为谋利行为的正当辩护词。

可是，我们反观“撞伤不如撞死”，又分明感觉到其中的不对之处、不合理之处，那种理性不如说是冷漠，那种经济不如说是可怕。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法律设计不够好，除了民愤极大的案件，一般交通事故大都是赔偿了事，对肇事者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少。

完善法律当然必要，西方严惩交通肇事者的办法也可以借鉴过来。但是不是法律设计合理了，就可以消除其中的不合理性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无法做到，法律很难做到天罗地网、严丝合缝。人总会在现有规定甚至法律漏洞之下进行理性的选择，但是法律本身难以消除自私与理性带来的冷漠残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从而造成对理性经济人的狭隘理解。他认为，要承认人的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行为，但要加入伦理的内容，理性经济行为还要讲伦理讲道德讲责任讲人本，人的利益最大化只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就是说，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文化人等。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德性的。道德、情感的要求，会促使人超越自利，甚至做出利他行为，这样，社会就有救了。

药家鑫的可怕之处是，损人而利己，理性而无德性，经济人而非社会人，他只被人性的弱点所牵制，只按照人性的弱点行事，仿佛没有走出残酷的丛林，进化到严格意义上的“人”，这正是触及到我们心痛的地方。

有时我怀疑，像药家鑫这样的学生，难道一点人性都没有吗？哪怕一刹那的哀怜？我相信会有的，但是，他当时没有本着人性去行为，而是顺着利益去行为，他的人性和德性已经被经济和理性所代替，露出可怕的面目。因此，最怕人只是经济人，还非常理性，利益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甚至凌驾于是非、人性之上，在利益的计算面前，情感高度冷漠，理智高度清醒，连恻隐之心都丧失殆尽，变成非人的怪物。

需要把伦理的内容加入到理性经济人里面。人对伦理道德的要求，看似非经济的，实际上还是经济的，也理性的，因为，人对精神、道德同样有追求，这既可以赢得社会的赞誉，也可以安抚自己的心灵。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富人会做慈善，恶魔也偶有良心发现的时候。

只要伦理道德的底线还在，对生命和弱者还有所敬畏和悲悯，对这些东西有坚定的认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就等于说一个人、一个企业家、一个官员，一个政府，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那么一切都好办很多。

◇ 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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