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监督者变成被监督者

本报讯 本周，有些很有意思的新闻：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专家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工商部门则认为其检测方法“不科学”，可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宁信小学生，不信相关部门；《中国新闻周刊》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了一个金庸去世的假消息，该刊不仅多次道歉，还处理了多名相关人员；在渑池矿难事故调查组的成立大会上，该县副县长不仅并无歉意，还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自我表扬，以至于激起了调查组其他成员的愤怒。

我从这些事件看到一点有趣的现象，即事件当中的机构或个人，首先是监督者，无论工商局、新闻媒体还是县领导，或者负有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或者负有舆论监督的任务，或者负有督促安全生产的职责，都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着监督权；同时又是其主管部门，尤其是公众的监督对象，当自己的“分内事”出现纰漏、差错，违规违法时，便一下子摆在了被公众指戳鼻子，从监督别人转到被别人监督的位置。

应该说，在扮演监督者的角色时，三个事件中的主角都或多或少地有失职失责之嫌。一个专业部门被一个非专业的小孩“打败”，是值得深思的；一个以真实为新闻生命的媒体传播虚假信息，突破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一个主抓安全生产的官员，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重大事故，起码是失职的表现。

可是很遗憾，在扮演监督者时都有失职之嫌，在扮演被监督者时，态度结果各异。新闻媒体老老实实承认错误，果断担责，虽然报道影响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大，而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都极力推脱责任：工商部门轻易否定了小学生的检测，却又没有办法让民众相信自己的权威；正该严肃反思，承担矿难责任之时，相关责任人却不厌其烦地自我表扬。这种迥异的行为令人费解，但又很好理解，因为相关部门会有更多的卸责机会。

一般而言，失职的被监督者受到责问或问责时，如果可能的话，都会为自己开脱，将责任最小化。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一旦事故曝光，相关部门往往首先是隐瞒和控制信息；其次是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对抗监督；然后是采取“拖”字诀，最好把事情拖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拖不过去，才会勉强承认失职，说不准会找一个临时工之类的替罪羊。总之，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卸责任。

特别强调“自己的优势”，其实很简单，人会用自己的优势来为自己做安全罩，抵抗外来压力，更何况相关部门有权力，可以调动很多资源来“护短”；而且还掌握专业知识，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在与公众的对话中，会利用这些优势来为自己辩驳。事实正是这样，工商部门认为小学生的检测方法“不科学”，不就有用专业优势压人之嫌吗？而渑池副县长貌似自我表扬，还不如说是在用“专业优势”进行辩护。

很可惜，民众并不完全相信“专业优势”，他们宁信小学生，不信相关部门，不是说小学生的检测多么科学专业，而是认为小学生摒弃私心杂念，单纯为了求证一个真实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可信。相反，如果某些个人或部门抱有私利之心，而且缺少耻感和责任心，那就像渑池副县长那样，很容易为自己的私利筑起“专业屏障”。

其实，《中国新闻周刊》也可以为自己的过错进行专业辩护，但是，他们没有，反而严厉自罚。这其实是断腕自救，因为失之于公信的媒体必然会被公众抛弃，而一个缺乏责任感的相关部门却可以依然存在。问题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总会有人或组织来为相关部门的失职埋单。换句话说，如果民众的监督权无法有效落实，那就会用脚投票——选择不信任，其杀伤力远甚于对部门或人个的惩罚。

◇ 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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