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长江商报》12月14日刊发《从“楚商”到“儒商”》一文,该文通过引用笔者“楚商”是儒商的湖北版的观点,意在诠释“儒商”的内涵,却启发笔者反思了自己的观点。
说“楚商”是“儒商”的湖北版,其实更多的是寄予文化价值期待。“儒”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标志,而“儒商”是中国商人中具备儒学精神品质的一部分精英。“楚”则是湖北历史文化中的最重要符号,“楚商”的一般功用本为湖北商人的统一称谓。“楚商”称谓缘于“楚文化”的魅力,注重精神价值构建,软实力的提升。
“楚商”称谓蕴含的历史文化并不比儒家文化晚。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对外可以与同时代的希腊文化媲美。对内能够与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北方黄河文明比肩。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历史悠久灿烂的楚文化中,官方早就认可商业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重商尚贾独树一帜,这正是楚国成为春秋第一强国并雄居8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后,在儒文化大一统的天下,楚文化成为其支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楚商”才是“儒商”的湖北版。
《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到楚国“四民”排列次序是“商、农、工、贾”,而在《管子·小匡》中则有“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的记载。迥然有别的排序,足见商人在楚国与诸夏地位的差异。《史记》记载的范蠡就是楚国人。在他辅助勾践复兴霸业后,最终弃官经商,号称是楚国最早最成功的商人。后来因范蠡发生在楚国“大商人因商获救”,和楚国商人在街上夸矛又夸盾,虽然不是完美的商战故事,却折射了楚国商人的智慧与胆略。《左传·定公四年》还记载了楚昭王敢于让“小商贩斡旋外交舞台”的奇闻逸事。足见楚王对商人身分的重视。
如果不是秦国吞并了楚国,商贾的命运也许不需要等到明末才能得到儒家话语权的认可。自从春秋霸主之一楚国成为历史后,原来属于楚文化圈的安徽和湖南,在明代以后有“微商”的崛起,在近代以来又有“湖湘文化”,并借助了现代儒商精神对中国历史有了推进作用——这都是值得自称楚人真正传人的湖北商人们学习甚至崇拜的。◇ 易国祥(武汉 公务员)
责编:ZB
